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已经在筹划战后的外交行动。具体到“西藏问题”，①1918年9月，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提出可以邀美国介入仲裁，这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极为紧张，认为这将使得英国的对华外交丧失主动权，并且如果此时美国介入，将使英国极为尴尬，因为美国人将发现川边的藏军正处在英国武器的武装之下。②加上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英国国内的“恐俄”情绪再度升高，他们非常担心“共产主义的俄国”将势力渗透到印度，从而动摇他们在印度本已经危机四伏的殖民统治。这一问题投射到英国的对华政策上，便是进一步逼迫中国开议“西藏问题”，重启“西姆拉条约”，隔离俄国势力。这一时期，主导英国对外政策的是1904年发动入侵中国西藏的寇松(George Curzon)，英国外交部要求在流产的“西姆拉条约”的基础上重开与中国中央政府的谈判。在英国9次施压下，③五四运动爆发的26天之后，北洋政府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箓与朱尔典进行了一次关于续议“西藏问题”的商讨，一场五四运动背景下关于“西藏问题”的外交拉锯在中英之间展开。 五四爱国运动作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传统上研究五四运动的专著中几乎未涉及“西藏问题”。④近年来，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更为深入，但对于五四运动给“西藏问题”带来的影响关注仍然不多。冯明珠的《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阿拉斯泰尔·兰姆(Alastair Lamb)的《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皆对此问题有所梳理，但讨论不深。学术论文方面，彭武麟论述了五四运动对近代国家转型中的民族区域整合起到的作用，朱昭华利用部分相关材料分析了1919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如何施压北洋政府。⑤“五四”时期“西藏问题”与中华民族意识的相关研究，则更为缺乏，甚至有片面认识，如兰姆的讨论虽然基于大量英国档案，详细呈现了英国对华西藏政策，但单一的材料来源也使得兰姆的论述未能摆脱当时英国官员的思维模式，并未察觉五四运动引起的中国的新变化，只是认为“中国外交部突然变得难以捉摸”。⑥这也是国外藏学研究在此问题上的普遍缺憾。本文利用中、英、日三方档案，辅以报刊材料，对五四运动背景下中英之间关于续议“西藏问题”的过程、发展及影响进行考察与分析。 一、英国重启“西姆拉条约”的企图 1919年4月，英属印度政府向伦敦方面报告说，日本准备在川边修建电报线，届时英国将面对来自盟友日本的潜在竞争，为了防止日本将势力渗透到西藏，英属印度政府“建议将陆地电报系统由江孜扩展至拉萨”。⑦这不是一项普通的提议，而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英属印度政府认为自己终于不需要被1907年的“英俄协定”所束缚，而提出的扩大侵藏权益的方案。此项建议立即引发了英国内阁的关注，并召开了一次跨部门的会议。会上，英国外交部认为在拉萨建立电报系统可能违反1906年与中国签订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因此寇松决定暂时不推进建设电报站的行动，先等待与中国就“西藏问题”达成新的协定，并认为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便是派出一名常驻拉萨的代表，以推进英国需要的任何权益。⑧ 寇松在印度总督任上以鲁莽形象示人，⑨但寇松管理下的英国外交部却非常清楚，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实际上毫无成果。事实上，英属印度政府提交的报告中还专门注释了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第三款中的“外国”一词不包含中国，⑩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1907年的“英俄协定”又在客观上再次确认了这一事实。 对于西姆拉会议失败，英属印度政府一直耿耿于怀。巴黎和会之前，在一份关于印度利益的备忘录中，英属印度方面认为1907年的“英俄协定”，“存在大量本质上是自我约束的条款”，导致他们无法干涉西藏事务，认为当英国1914年向俄国提出修改“英俄协定”的涉藏内容时，俄国所要求的在阿富汗的特权，简直是对英国的侮辱。而此时机会已至，“现在的情况与1914年完全不同。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正式废除了1907的条约。俄国背弃了协约国，将完全不能出席和平会议了”。同时，英属印度方面也清楚知晓中国国内的乱局，“除非中国中央政府恢复了她的权威，否则这些无关紧要的地区不在北京的控制之下”。(11) 或是对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印象过于深刻，朱尔典曾提醒过英国外交部，“一个重新统一的中国将加速使西藏回到她的疆界之内”。(12)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大臣也认为如果1918年的“绒坝岔停战协定”(13)过期，“那么西藏人将会从他们占领的土地上被驱逐。因此他希望朱尔典不要错失任何机会，在条件合适之时推进此事”。(14)更让英国人担心的是俄国势力重新渗入西藏地方上层，1919年3月29日，朱尔典向寇松报告了布尔什维克在甘肃活动的情况。(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