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23)03-0107-14 作为广泛联系群众的重要形式，展览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初期，展览会多以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举办主体，大都围绕各项中心工作举办，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以及推动实际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文物展览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展览会的重要类型之一，伴随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而发展。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整顿旧中国文博机构、逐步建设新中国文物事业的背景下，全国各地陆续举办了一些文物展览会，多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等庆典活动举办，重在展示新生人民政权在文物工作上的变革与成就。1953年，我国开始了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问题逐渐凸现，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宣传，相关部门举办了更具针对性的展览，如“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等全国性大型展览会，以及各地举办的主题多样、规模不等的文物展览会。这一时期的文物展览会主要伴随基本建设工程开展而举办，在内容组织、宣传动员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模式，集中体现了当时国家文物保护、考古发掘研究等工作的面貌与特点。目前，学术界关于文物展览会的个案研究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①，但关于整体的文物展览会的专题研究则相对缺乏。本文拟以“一五”计划期间的文物展览会为对象，探讨其内容模式、效果及经验，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 文物展览会的内容与组织宣传 1953年，我国开始了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全国各地筑路、建厂、治河等基本建设工程大规模地开展，无数地上、地下的文物和建筑面临被破坏的危险，如何妥善地处理好文物保护工作与各项基本建设的关系，已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指出：“现在全国各地正展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各工程地区已不断发现古墓葬，古文化遗址，并已掘出了不少古代的珍贵文物。在地面上，亦有在建设工程中拆除若干古建筑或革命纪念建筑的情况。因此，对于这些地下、地上的文物、建筑等如何及时做好保护工作，并保证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不致遭受破坏和损失，实为目前文化部门和基本建设部门的共同的重要任务之一”。“各级人民政府对历史及革命文物负有保护责任，应加强文物保护的经常工作。各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加强文物保护政策、法令的宣传，教育群众爱护祖国文物，并采用举办展览、制作复制品、出版图片等各种方式，通过历史及革命文物加强对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②各地方政府也陆续颁布了在基本建设工作中保护文物的政策和规章。“一五”计划时期是全国各地开展文物保护宣传、举办文物展览会的重要时期。文物展览会的举办方一般是各地的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文化局等政府部门及博物馆筹备处、文物工作队、文化馆等机构，旨在推广相关学科知识、宣传文物保护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展览活动的举办周期多为5-7天或1-2个月之间，举办地点因时因事而异，既会选择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人民礼堂等公共文化场所，也会在厂矿、农村以及基本建设与考古发掘工地等处举办。 (一)以文物为核心载体的多元展示内容 各地文物展览会往往在内容上融文物展示、知识科普、政策推广于一体，综合文物、文字、图表、模型等多种形式，塑造具有明确宣传意旨的展览空间，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对文物考古知识的了解和关注。 1.集中分类陈列文物展品 当时，各展览会所展示的文物大都是新近发掘出土的文物，有时也展示征集购买、接受捐赠、依法交换和旧藏的文物，因文物基数较大，需要进行筛选并加以分类陈列。总体而言，筛选后上展的文物展品材质类型多样、年代丰富，能够体现文物工作的成果。在文物展示分类上，有的展览会将文物按陶、铜、铁、玉、石、金银等材质进行分类展示，更多的展览会则采取按年代时序划分展室、排列文物的方式，从石器时代开始，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有些展览会还将展品时限下延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通史性的展示脉络能带给参观者一个清晰的国家历史认知框架。“从猿到人”的原始社会内容也得到重视，相关的模型与图片在青海、湖北等多地文物展览会中展出③，揭示了中华民族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的悠久历史。 范文澜在论及怎样才能使历史文物为祖国的今天服务时指出：“如果用实物、图画、模型、理论通俗化的文字说明等系统地简要地配合起来，大体上可以表现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史。这是极生动的表现。观众用不多的时间，获得社会发展史的感性知识，由此再提高为理性知识，确认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等于成千成万的观众从历史文物里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④例如，北京历史博物馆自1952年2月展出“中国原始社会陈列”后至1955年6月底，该博物馆供应各界研究、参考和供作内部陈列的材料达22000余件，这些材料包括四类物品：一是模型，“计有中国猿人(即‘北京人’)背鹿像、胸像、骨骼化石、少女像，原始社会生产者塑像，中国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渔钩、渔叉、彩陶、黑陶、灰陶，商代白陶罍，战国车(二种)，战国时代六种生产工具及河南辉县出土的六种铁工具，长沙出土战国时代楚国漆器(案、几、轼、羽觞、弩、木瑟、雕花板、剑盒等)，秦代的权和量，陕西斗鸡台出九种汉代铁器，汉代比阳铁犁，新疆出土汉简(兵器册)，汉代轺车、辎车、驷马安车、轩车、大车、辘车，河北易县出土的十种唐代铁器等”；二是照片，“计有‘中国原始社会陈列’‘殷墟发掘展览’‘夏商周陈列’‘秦汉陈列’‘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陈列’‘伟大祖国建筑展览’‘唐山发掘展览’‘新疆出土文物展览’‘北京西郊明墓发掘展览’‘辉县发掘展览’‘中国四大发明’(根据地动仪、司南、指南车、记里鼓车模型摄制)及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三是绘画(复制品)；四是图录，“馆内编印的‘楚文物图录’等各种古器物图录”。⑤该馆通过这一工作，发挥了一定的教育作用，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