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实践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3.02.003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内部的政治训练来强化党、团员的革命认同，重塑后者的思想认知与行为方式，以此达到整合革命力量，强化组织纪律等目标。正如学者所言，中共建立之初时，便致力于将党打造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①在这一组织目标之下，“党内训练”工作开始受到早期中共领导层的重视。

       目前学界对于中共党内训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干部训练”与“训练班、党、团校训练”两个部分。其中，一些学者对中共党内干部训练的历史演进、主要内容、基本途径、历史贡献等不同方面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干部训练提升了中共的凝聚力，有力地推进了党的组织力量地不断完善与发展。②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发现，中共早期“训练班、党、团校”的建立是中共党内训练走向系统化、制度化的关键措施，对党内训练机构的研究是理解中共集中训练的关键。③在此基础上，近些年一些学者对于中共党内训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观察和梳理。其中，孙会修对早期留苏党、团员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颇具代表性。④总的看来，上述成果对于中共党内训练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而，学界对于中共“党内训练”的提出与形成过程似乎缺少关注，特别是对中共党内训练在早期的地方实践过程中，缺乏具体生动的个案研究⑤。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中共党内训练在早期地方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复杂性、冲突性予以呈现。本文以“广东党、团组织内部的训练工作”为例，将国共合作前后粤省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与早期广东党、团员的“非理性行为”，纳入中共党内训练方式形成的逻辑关系之中，在训练与“人”、训练与“环境”的动态关系中重新看待和理解中共早期党内训练的演进历程。

       一、中共早期训练方式的提出与设计构想

       五四运动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过程，实际上与所在地区的社群关系，以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网络息息相关。党、团⑥组织的创建与发展，特别依赖各地成员的血缘、地缘、学缘关系。⑦因此，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的维系与发展进程，十分倚重各个成员间的私人情谊而非制度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早期中共地方组织十分脆弱。⑧

       因此，对于早期中共领袖而言，如何设计一套行之有效，能够提升成员纪律性、服从性的内部规训体系尤为急迫。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上，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训练」(原文如此：引者注)。”⑨对此，在重庆领导早期党、团工作的杨闇公也曾在日记中反复强调：“对于团员要有训练，和有严格的纪律，才不会自行崩溃。”⑩由此可见，中共各级领导在早期均对内部训练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在此背景之下，党、团内部训练工作的基本框架也开始在中共党、团中央进行商议与讨论。1922年5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11)“一大”会议上，中共党、团领袖开始提出关于内部训练的一些基本设想。对于训练方式，大会主要列举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作为训练成员的主要方式

       团“一大”明确规定：“应以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每月所召集的大会当作最重要的训练机会。”(12)对此，共产党人称：“我们要晓得全国(大会——引者注)、地方大会，都是一个极好的训练机会，并且即是一种极重要的教育。”(13)因此，通过召开各级“代表大会”来训练党、团员便成为中共早期内部训练最为倚重的一种训练方式。张太雷向各地组织更进一步地解释称：“开省代表大会，就是召集各县负责人来训练的意思。”(14)此后不久，各地党、团组织便将每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训练和提高成员的难得机会。比如，1924年团南昌地委便向中央一再要求：“能否允许该地吉安支部派人出席‘团二大’以资训练”(15)。

       (二)以小组、支部作为训练党、团员的核心场所

       对于定期召开代表大会训练党、团员的方案，青年团首任书记施存统对此存有异议，他认为：“由各地党、团小组的负责人来定期训练成员远比‘开一个空空洞洞的大会效力一定要大，因为这是基本的训练。’”同时，他进一步阐释到：

       第一步自然要由地方全体团员选举几个地方委员(要负责任的，有能力的——原文如此：引者注)来组成负责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二步自然要由地方委员会派定各组负责的组长及负责的干事会来努力训练各组组长及各干事员，然后第三步由各组组长来努力训练各该组所属的团员。(16)

       施存统对于内部训练的提议寄希望于将中共早期的训练职能嵌入到已有的组织框架之中，通过党、团组织的基本形态——“小组”来担负定期训练成员的职能，以此提高内部训练的频率和效率。施的提议很快得到四川青年团书记王右木的赞同。王称，“若无‘组’的办法与训练，仅赴过几次地方代表大会，不见得可胜训练团员之任，不见得可胜主管青年团事务之任。”(17)

       实际上，施存统的提议旨在将中共训练任务下沉至各地方党、团内部进行解决。对此，施存统强调：“各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训练同志一事，须负极重大的责任。”(18)很快，施的提议在党的“二大”予以确立。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要求各地组织：“将‘小组’做为本党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已经入党的，必须要依赖各小组的开会互相训练，以使每个人都成为最会做各种运动与宣传的人才。”(19)

       1923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青年团“二大”更是赋予了“小组”更多的训练职能。例如，对于工人支部，大会要求：“固定工作至少有，简单的政治报告、工人问题与青年工人运动之讨论、书报分散、演讲革命事迹的集会、旅行、唱革命歌、分散本团或本支部的机关刊物。”(20)大会结束后，香港青年团便向其团员解释称：“本团组织，支部实占重要之地位，而支部之训练，自然更要注意。”(21)1925年1月，中共中央在“四大”会议中，更为明确地规定称：“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22)至此，“大会训练”与“支部训练”开始成为中共早期训练方式的重要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