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23)02-0128-13 作为密切关注当下社会与历史的非虚构文体，无论是社会新闻还是历史事件都是台湾报导文学①的书写对象。在历史题材的报导文学中，写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查阅档案资料、阅读历史书籍等方式，力图揭示鲜为人知或尚在重重迷雾中的历史真相，为社会“再现了一份属于台湾田野的共同记忆”。② 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题材的报导文学离不开口述历史。在台湾报导文学中，口述历史是报导文学作家获取历史资料的方法和书写的内容，亦成为作者与读者了解复杂多样的历史、被忽视的历史人物的新视角。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左翼报导文学作家关于“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口述史书写与宏大叙事间的巨大张力，以及对官方固有论述的颠覆。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出于“反共”目的和对左翼进步人士的忌惮，大肆批捕、诬蔑左翼人士，在白色恐怖时期制造了众多惨剧。但事实总要廓清，正义终须回归。在寻找左翼历史的基础上，以蓝博洲为代表的报导文学作家通过对极具生动、细节性的左翼口述史书写，不断探寻历史真相，还原人物真实样貌，戳破“台独”分子的不实言论，重塑了台湾左翼集体记忆。讲述、记录的过程，是口述者与作者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与认同。 一、口述历史与历史真实 在台湾光复后的数十年间，“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一直是禁忌性话题。1970年代后，台湾进入转型期，威权体制在岛内外各种困局与压力下趋于瓦解。这为报导文学作家寻找历史真相创造了条件。口述历史则成为他们进入历史现场的重要方式。1980年代中后期，包括左翼人士在内的“边缘人物”通过见证者的口述进入公众视野。 1957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即积极倡导口述历史采集工作。1984年近史所成立口述历史组，支持出版口述历史专书，并于1989年创办《口述历史》年刊。此后，台湾大学和相关文献机构、民间团体一起积极推进口述历史工作。③“解严”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成为口述历史计划的重要内容，其中就包括1994年高雄市委托近史所开展的“高雄二二八受难者口述历史”计划，④但受限于政治因素，左翼人士往往被排除在外。在被迫噤声的年代，这些爱国青年的名字只存在于官方判决书、历史档案里，甚至完全“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1987年2月，“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成立。同年4月，《人间》第18期刊载多篇与“二二八”民众史相关的报导文学。通过采访林宪、钟逸人等亲历者、见证者，戴国煇等书写者既探讨“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也介绍了相关左翼人士。⑤此后，对相关历史事件挖掘最深、最勤的当属蓝博洲。在《人间》杂志发表《美好的世纪》后，蓝博洲出版了《幌马车之歌》《沉尸·流亡·二二八》《人间正道是沧桑》《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红色客家人》等一系列报导文学作品，讲述了不为大众所知的、被国民党当局污名化的左翼历史。 蒋碧玉⑥(《幌马车之歌》)和林雪娇⑦(《美好的世纪》)都是政治风暴的亲历者，也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幸存者。蒋碧玉与钟浩东为了抗日奔赴祖国大陆，历经波折。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台湾，在基隆中学担任教师，然而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与压迫，让钟浩东不得不与之对抗。斗争失败后，夫妇皆被捕入狱。⑧郭琇琮家境良好，接受过高等教育。据林雪娇回忆，郭琇琮赴祖国旅行考察后，坚定了反帝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场。⑨日据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他怀抱科学救国、回大陆建设祖国的理想赴日学习工科。然而，迫于家庭的压力，他回到台湾后转学医科。本可以靠行医安稳度日的他在民不聊生之际加入工、农组织，组织学生，参与实际斗争。林雪娇受郭琇琮的影响，伴其左右，最后与他一同被逮捕。⑩她们是幸存者，然而她们的丈夫都没能逃过牺牲的命运。 作为个人记忆陈说(11)的口述史，其实具有更深广的社会属性。钟浩东夫妇、郭琇琮夫妇的遭遇是个人与家庭的悲剧，更是时代和社会悲剧的缩影。从纵向时间角度看，见证者在不断回忆个人、朋友以及家人、家族经历的过程中勾勒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横向社会角度看，社会中的个体无法脱离社会大背景而存在，个人的生命史必然无法独立于整个时代背景，更何况是作为历史事件见证的个人。口述者个人经验往往具有超越个体的社会性，特别是当众多口述者同时回忆同一历史事件时，口述史必然突破个体记忆的局限而具有社会集体性的意义，口述者也就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个体。“个人史可以是纯粹的个人史，也可以是交往圈群体史……通过个人的回忆，打通纵横向的社会关系及其故事。”(12)报导文学作家将微观的个人生活史与宏观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就是让个人经历成为历史证明，“为千百万底层人民的生存作见证”。(13) 当然，蓝博洲对口述史的挖掘并没有停留在通过个体叙述为浅显的历史论述做见证、为宏大叙事做注脚的层面，而是通过口述史追寻与回归历史现场，寻找“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14)追寻历史真实。 需要注意的是，口述历史的真实并不完全等同于事实层面的历史真实。口述历史的真实建立于历史记忆真实的基础上，而历史记忆的主体是人。除了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主观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述者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回溯就是一个不断回忆历史细节的过程。虽然口述者是见证者甚至是实际的参与者或受害者，但记忆和口述难免具有片面性或模糊性乃至错误。作为具体历史时空中的事件已经久远，口述史料所记录的亦是经过历史与个人经验淘洗后的“史实”。所谓的个人经验其实就是书写者过往经历的记忆总结。因此，口述史的真实是具有一定主观性的历史真实。为防止口述者的记忆出现讹误，蓝博洲以官方档案、日记、书信等相关资料为参照，通过田野调查查证口述历史的准确性。由于个人的口述史具有集体普遍性，采访者为解决真实性问题也往往通过梳理众多相关个体的多种口述史还原历史原貌，即以记忆多样性保证历史真实性。蓝博洲关心历史事件中左翼青年及其家庭的命运，并以众多个体经历反映苦难历史的社会集体样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