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年荣休之前，洪子诚先生的主要身份是文学史家。自1980年合著的《当代文学概观》算起，199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1998年出版的《1956：百花时代》、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1995年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2002年出版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等巨著奠定了洪子诚先生作为一位文学史家的不可逾越的地位，不仅以“个人著史”的宏伟气魄让人惊叹“‘当代文学’终于有了‘史’了”①，更对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文学制度研究、当代文学史料学等细分领域具有开辟之功。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洪子诚学术作品集”，以此作为对洪先生学术贡献的阶段性总结，其中所收录的八本著述均可被归类为“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研究界常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两条路径之间划出较为分明的界限，而洪子诚先生的学术路径显然一般被归为前者。 不过，近二十年来，重要的变化逐渐出现，“文本”和“阅读”成为洪子诚先生著述中的高频词汇和关注重心。2000年，洪子诚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黄子平著作的读后感《文本“缝隙”与“历史深处”》，这是“文本”一词首次出现在他的文章标题中。文学研究如何发现历史与形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是这篇短文的关注重点②。2004年，洪子诚先生与耿占春、敬文东、姜涛等人共同发表笔谈《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其中，他提出，在对文学文本展开“政治、社会历史方向的阐释”时，关键在于考察“文学、‘叙事’在‘历史’及其建构中的作用”③。此后，洪子诚先生写作了一系列以“文本”为中心的“阅读史”文章，进而，这种对于“文本”的关注也逐步对他的文学史研究产生影响。我们可以从《我的阅读史》《阅读经验》《文学的阅读》《读作品记》等著作的命名方式中瞥见这种变化，更能发现《材料与注释》和《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这两大文学史研究力作也往往将解读文本作为“起手式”。当然，这种对于文本的关注依然不脱文学史家本色。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作为“内部研究”的“文学批评”，而是在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往返中，发展出一套洪子诚式的“文本—历史”解读法。 为什么洪子诚先生会在近二十年中转向“文本”？表面上，他自己早已给出了答案：在《我的阅读史》序言中，他表示自己退休后“明显感到缺乏前些年教学、研究的情绪和精力”，由此转向一种“不过分费心查找资料，不必为说出的话的‘正确性’紧张思虑”的“阅读史”的写作④。不过，这恐怕是一种谦辞——只要看看先生近年来新作迭出的高产程度，就会发现他并不缺乏研究精力；只要与先生有过真实的交流，就会发现他总是以这种谦辞将自己的真实思考巧妙地隐藏起来。 这种“文本转向”的发生，其实也并非突然。如果仔细研读洪子诚先生对于“文本”产生兴趣的过程，则会发现他的相关思考诞生于一系列与年青一代文学研究者的对话之中。这种对话发端于对于“80年代文学”和“纯文学”的评价问题，进而，两代文学研究者所携带的不同历史经验、情感结构和现实关怀在如何理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交锋，逐渐催生出洪子诚先生关于“文学—政治”关系的独特解读法。这是一种既尊重自我的真实历史经验又不固守“个人立场”的绝对正确，既对年青一代的全新诉求保持开放心态又对流行思潮中的弊病保持清醒与警惕的研究态度。 一、起点：“80年代文学”与“纯文学”的评价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在1950-1970年代的“一体化”和1980年代之后的“多元化”，是洪子诚先生最为著名的一组文学史概念。这组概念一般被归为当代文学体制研究的范畴，也即属于“文学史研究”，但事实上，它自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关联着文学价值的判断问题，与专事品评作品的“文学批评”密不可分。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文学与想象力和审美活动相关，天然地负载着自由和解放的内涵，因此，“一体化”的1950-1970年代文学往往被默认为是艺术品质较低的，“多元化”的1980年代文学则被默认为是更具活力的。因此，尽管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由于将国家文学制度的建立与转型而非“现代性”或“启蒙理想”的实现视为结构文学史的主要线索，从而与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学史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一体化”和“多元化”两大概念背后所暗含的文学等级观念依然遭遇了一些学生辈研究者(主要是那些持较为明确的左翼立场的学生们)的质疑。在2002年的通信中，李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1950-1970年代文学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得极为精彩，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制度性权力在80年代文学中同样无处不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与1980年代文学的关系不应被视为“一体”和“多元”的关系，而应该被视为一种“一体化”和另一种“一体化”之间的关系⑤。2003年，当时尚为北大中文系在读博士生的刘复生、鲁太光、李云雷等人对洪子诚先生展开访谈。在后来洪子诚先生展示的材料中，其中一位学生提出：既然“多元”较之“一体”被认为是更适合文学发展的环境，那么，为何在“多元”的今天，文学反而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危机，尤其是与现实、与大众脱节的危机？⑥ 这两个质疑非常具有代表性：前者以福柯式的解构主义态度道出权力制度无处不在的无奈困境，指出1980年代的“纯文学”并不“纯”，也不可能实现彻底的“纯粹”；后者则展现出一种希望从“纯文学”中突围，进而恢复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新左派”式热情。尽管洪子诚先生对于“纯文学”之“纯”并不怀有过分的想象，但“一体”和“多元”这两个概念依然预设了一种作为“内部”的文学和作为“外部”的政治之间的对峙，并期盼着“外部”压力的纾解能够使“内部”获得更为宽松、更为“纯粹”的发展空间。相比之下，来自年青一代学者的两个质疑都表达出一种对于文学必须面对“外部”、必须回应“外部”、不可能也不应该停留于“内部”的焦虑。所谓“文学的外部”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会对自由自然的艺术人格造成压力的“制度性权力”，又是滋养着文学的“源头活水”和文学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文学、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外部”？这是1980年代“纯文学”理想破灭之后的普遍难题，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中心是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写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等第一批代表性著作的洪子诚先生也一直关心着这个问题。在2003年的访谈中，学生们也谈到了李陀2002年的访谈《漫说“纯文学”》，这篇访谈正是“纯文学”的亲历者和有力推动者李陀的自我反思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