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迅速振兴与发展，与世界经济逐步接轨融合，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当下人们也已经习惯用抽象的数字来形容社会的总体发展，“GDP增长”“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等词语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表达方式，从而形成宏观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概念。文学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与经济领域表达社会变革的宏观话语“中国经验”不同的是，文学更侧重于关注变革时代中国人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所发生的嬗变，即“中国体验”。所谓“中国体验”是中华民族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进程中，生存于其中的中国人的体验与感受，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1]……人文社科领域对“中国体验”的观照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2]，相应的，作家也把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社会巨大变化转换成创作资源。贾平凹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农裔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巨变，他紧紧抓住了这种“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3]创作资源，以个体经验与感受为切入点，以诗性思维方式对这场改革进行书写，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生存体验出发，在作品中建构起一个“中国体验”的整体象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对如何书写这种独特的“中国体验”进行了更复杂、深刻的探讨。 一、传统与现代：变革时代的乡土中国体验 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致力于书写一种传统性的想象与现代性突围，全球化时代如何进行乡土书写是他文学创作始终探寻的话题。中国“现代性”体验发生在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迈进的过程中，两种文明的冲突融合过程应该是以国家与民族、城市与乡村等整体形态呈现，但对于作为农裔知识分子的贾平凹来说，他的文学叙事焦点仍然是农业文明缩影的乡土中国。贾平凹80年代的文学创作是对改革开放的激情赞颂，以“商州”为地理空间创作了一系列赞颂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崭新变化的作品，恰逢改革开放时代，站在城市化、现代化立场塑造了很多有魄力、有能力、成功的“改革者”形象，比如门门(《小月前本》)、禾禾(《鸡窝洼的人家》)、王才(《腊月·正月》)以及张老大(《土堡》)等。这些“改革者”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他们大都是小城镇中的普通人，能够成为小城镇的成功“改革者”，其中原因除了有一颗“不安分”的野心外，最重要的就是恰逢充满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改革”时代，得“改革”风气之先。从最开始赞颂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崭新变化到关注社会变革中的艰难调适、个体或者特定群体的生存命运、社会生活的矛盾、复杂以及多面性等问题，这种转变从《浮躁》(1987年)的发表就已经开始。“浮躁”既是小说的名字，也是当时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人整体情绪心理的反映。这种“浮躁”的社会情绪既是社会改革快速变迁的结果，也是唯恐落后于他人或他国的焦虑心态的呈现，改革开放带来的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等思想观念的激烈碰撞，使人们在精神和心理层面都受到强烈的冲突和影响。作者借助一个考察城乡社会情况的“考察人”之口，说出对这场改革所持态度，“改革是正确的，改革初期是艰难的”，虽然主体意识觉醒，但褊狭心理也会造成普遍性的浮躁情绪。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创作了《废都》(1993)、《白夜》(1995)、《土门》(1996)、《高老庄》(1998)等。从贾平凹90年代的整体创作来看，有学者认为《废都》《白夜》以及《土门》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灵魂断代史[4]，故事叙述的地域空间向城市转移，“要造就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城市在城乡二元格局中还必须处于优势地位”[5]，以城市视角审视乡村，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明显发生改变，从最初的赞颂到对改革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焦虑与困惑”情绪的关注。《废都》是现代人灵魂的迷失与漂泊；《白夜》则有向传统寻找灵魂栖息地的倾向；《土门》对“玄牝之门”的寻找是对未来的探索，表现出寻找家园的焦虑与困惑。 贾平凹认为文学创作为乡土书写要效仿西方文学具有现代意识，但要写出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即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具体性。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更倾向于对“传统性”的思考，乡村社会遭遇了“现代性”的挑战，“全球化建立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整齐划一之上，并追求将民族国家也整齐划一，在这双重‘整齐划一’的制约下”，“各地的‘地方性知识’必然会逐渐消泯或者整合为其他形式”[6]，所以，小说的叙事背景集中在现代化、全球化格局中正经历裂变与转型的乡土中国，在传统性、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共存的局面中探讨“乡土的‘位育环境’与‘生活方式’及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遭遇”[7]。《秦腔》(2005)是贾平凹真诚面对故乡、面对当下农村现实的一部作品，故事叙述背景是在“文革”前夜的中国乡村，通过一个村庄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呈现了现代消费文化对传统文化根基的摧毁。《秦腔》中呈现了社会主义传统(夏天义)、儒家传统(夏天智)以及民间传统(“中星的爹”)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冲击下濒临衰落的过程。小说结尾以夏天义、夏天智、“中星的爹”三个人的死亡结束象征着乡村政治和传统文化的瓦解，代表着乡村本土文化的秦腔、社火等民间文化也不再具有魅力，也就是说现代化改革使农村文化整体都处于急剧衰落的状态。对于乡村现代化，贾平凹的态度是矛盾且复杂的，在《秦腔》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乡村曾经使我贫穷过，城市却使我精神苦累。两股风的力量形成了龙卷，这或许是时代的困惑，但我如一片叶子一样攒在其中，又怯懦而敏感，就只有痛苦了。我的大部分作品，可说，是在这种‘绞杀’中的呼喊，或者是迷悄中的聊以自救吧。”[８]《秦腔》所表达的就是这种“乡土现代性”的困惑：一方面，看到现代社会转型对传统乡土社会旧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对于现代社会的未来发展也充满怀疑与矛盾。这种对于乡土中国变迁的困惑与茫然在小说的两个人物身上有所体现：一个是具有作者自身影子式的人物夏风；一个是小说的叙述者引生。作者和小说叙述者之间的矛盾纠结正是作家内心深处精神分裂的表现。夏风和引生之间本没有交集，夏风生活在城市，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引生是民间、边缘群体的代表。白雪是他们俩人之间唯一的矛盾纠结点，白雪是秦腔的守护者，是乡村传统的象征。夏风在家乡人眼中是外来者，站在城市的立场看故乡，对乡土的衰败产生哀叹；站在乡土的角度看自己，自己对故乡来说早已产生很深的隔膜。最终夏风对白雪的抛弃也可以说象征着现代对传统的态度。而引生在白雪面前始终是自卑的，对白雪的情感也始终被压抑着，甚至以自虐的方式来爱白雪。从夏风和引生对待白雪的态度可以作这样的判断，传统无论在现代还是在民间都无法再以常态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