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什么”：“世界”(Universe)作为书写对象的诗学内涵 面对一个叙事文本发问时，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它是写什么的，或者它写了什么？针对《应物兄》而言，如果这个“写什么”指称的是故事，那么，较完整准确的一个概括是：“故事框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按照传统文章的起、承、转、合，四句话便可概括：第一章，济州大学拟引进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筹建儒学研究院，此事由程大师的访问学者、本校教授应物兄具体联络操办；第二章，程济世到北京讲学，栾副省长、葛校长、应物兄一行赴京拜会，双方洽谈成功，起院名为‘太和’，院址就定在程济世儿时居住过的仁德路程家大院；第三章，被称为‘子贡’的美国GC集团老总奉程先生之命到济州查勘、投资，济大‘寻访仁德路课题小组’确址，工程上马，各种力量往研究院塞人，应物兄被边缘化；第四章，研究院建筑落成，地址却选错了，而程先生还没来，应物兄则遭遇车祸，生死不明。”①尽管已经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括，但相对于一部84万言的巨著而言，这一故事可谓绵薄。相比故事的单薄，分门别类的知识、历史材料、文献等非故事化的内容却占据了大比例的篇幅。据评论家的统计，“小说涉及典籍著作四百余种，小说人物近百个，涉及各种学说和理论五十余种，各种空间场景和自然地理环境二百余处，这种将密集的知识镶嵌于小说的写法，在当代文学界几乎是空前的”②。 如果这个“写什么”指的是题材，我们也会立刻陷入争辩的困境。它是一部“官场小说”？尽管以栾副省长为主的官场人物构成了小说人物系列的一部分，他们的介入也的确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动机之一(甚至是导致目标、意图与结果悖谬从而形成反讽的主要推力)，但把这部小说阐释为一部“官场小说”显然是剑走偏锋，是严重窄化了小说内涵的。那么，它是一部宗教或商战小说？其理由恐怕比“官场小说”的说法更加脆弱，更不足以取信。 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是：这是一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是吗？从粗浅的层次上来说，是的。知识分子构成了这部小说的被叙主体(虽然不是全部)，学院生活构成了小说主要的生活场景，分门别类的知识、文化内容构成了主要人物的话题主域，而且，主人公应物兄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视域几乎笼罩了小说叙事的全过程，因此说它是一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是有道理的，把它放置于从《儒林外史》到《围城》再到《活动变人形》的“知识分子题材”序列中展开论述是有其学术价值的。 但是，从深层次上来说，把《应物兄》放到“知识分子题材”系列中来讨论又是有局限性的，或者说，“题材”本身的观察与论证视角是有局限性的。在小说理论上几乎是常识的看法是：题材的划分是一套取/舍、增/减、显/隐的选择、监察机制和权力运行机制。作为一种“类话语”，“题材”本身约定了小说在混沌的生活和世界里择取某一类人或某类人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经验编码，按约定俗成的方式对生活进行“减肥”和“瘦身”。甚至“题材”的分类本身即与某种话语的言说机制、言说方式直接关联。而“知识分子题材”作为一种类型化的话语系统，它不仅将指涉的“生活世界”框定在“知识分子”这一特定人群，而且在言说方式上也形成了以“成长小说”为主导模式的话语系统，从《伤逝》《早春二月》《财主底儿女们》到《青春之歌》再到《野葫芦引》，构成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言说传统的基本链条。尽管由于作者的批判锋芒的介入出现了一些讽刺性较强的“反成长”小说，如《围城》和《活动变人形》等，但从言说机制上而言，它们仍可被视作上述“成长小说”的一种变体。在个/群、家庭/社会、自我/他者之间走还是留、变还是不变的二元对立结构和传记化的历史叙事相结合，构成了这种“成长”叙事的普适性模式。很显然，从深层次上来说，《应物兄》不能与“知识分子题材”及相应的模式相契合。 当我们必须用一个恰当的概念来描述《应物兄》“写什么”时，我们发现，故事、题材，甚至自然、生活、历史等一些常规的分析范畴都变得捉襟见肘。那么，我们究竟用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来描述、概括《应物兄》的“写什么”？这种命名的困难本身是否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诗学命题？ 在接受采访时，李洱曾提到《应物兄》是在写“知识分子如何与世界、和自我打交道”③。对于这句话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在这里，“世界”不是“现实”“生活”的同义语，不是在“题材”“主题”等一般的文学范畴内描述作者的文学观念，“世界”用来描述的是作者眼中一种新的哲学情景与哲学状况。 通过细读文本，让我们看看作者视野中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境况。 境况一，很多人都注意到，《应物兄》不仅所写的人物多达近百个，而且大量涉及狗、猫、马、驴、蚁虱等动物以及鸟类和昆虫的叙述，这是作者在知识上“炫富”吗？告诉读者作者的知识的边界是多么宽广？恐怕不是。作者“越界”对自然之物的叙述不是将自然之物作为无足轻重的陪衬去“丰富”世界，而是作为与人同等地位的“主体”来看待。作者想告诉我们，世界不只是人的世界，而且是一个人、动物、植物共在共生的世界，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是有意改写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中“世界”的单一性，改写人类(主体)/自然(客体)的二元论世界观。 以“木瓜”为例。小狗木瓜出现在全书的第三小节，是继应物兄和其导师乔木先生之后的第三个主要角色。说它“主要”是因为，木瓜作为一个角色已经远远超出了已有叙事规范中对动物的描写和功能定位，在作者的叙述意识中，木瓜与其说是一只小狗、一个自然界的客体，不如说是被作为一个和人一样的主体来讲述的。首先，木瓜被一家三代人喜欢，当它被阉割时，乔木先生给它买了创可贴进行疗伤，买了皮背心取暖，并说：“谁家的孩子谁心疼。”也就是说，从伦理层面上，木瓜俨然就是乔木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其次，木瓜在动物医院之所以向金毛发起攻击，是因为它对自己被阉割留下了记忆。而“记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是文化产生和延续的前提条件，因此动物医生说：“虽然它只是条串儿，但从文化意义上讲，它不是一般的狗。”最后，木瓜咬伤金毛以后，金毛的主人郑重其事地拟订了一份赔偿协议，在这份协议中，金毛与木瓜以“法人”的身份享受法律的保护或承担起自己的法律义务。 小狗木瓜被赋予的“伦理的”“文化的”“法律的”身份表明，在作者的叙述意识中，木瓜成为一个“全方位”参与了人类事务的成员，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主体”参与到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与以往把动物作为“物”、客体或陪衬，或者作为一个拟人化的形象塑造不同，在李洱的叙述视野中，小狗木瓜以建构性的主体身份成为“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只是作为物或风景被动地被人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