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余华的创作就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从编撰《余华研究资料》，到后来修订《余华评传》，我曾对余华研究的国内成果及其相关情况，进行过长时间的跟踪和梳理，发现余华研究始终处于数量与质量的不平衡状态之下。每年发表的有关余华创作的研究文章，均在200篇以上，有些年度达300篇以上，但绝大多数都停留在一些既有观点的重复之中，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或更换主要概念，或更换理论资源，而在有效推进余华创作的深层次研究中，具有原创性的优秀成果非常少。 这种量与质的不平衡，不只是余华研究的个案问题，其他当代作家和文学现象的研究，也大抵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研究真的就非常薄弱，而是存在多种原因，包括人们将更多热情投入到各类新作的追踪之中，或受限于文化研究思维的逻辑惯性等。就我个人的阅读和思考来看，余华研究中其实还存在着颇多待解的深层问题，包括：前期先锋小说中的非理性书写与作家的主观真实问题、暴力书写的延续与历史意志的隐喻关系问题、先锋语言实验与后来日常语言转换及其内在逻辑关联问题、长篇叙述的节奏重复与音乐性的关系问题，等等。它们既影响到人们如何更深入地理解余华创作，也涉及其他当代作家的系统性研究思路。本文仅选择余华小说中的恐惧与柔情、荒诞与戏讽、余华自我形象的建构等三个关键问题，试图在深度解析余华小说方面进行一次小小的尝试。 一、余华小说中的恐惧与柔情 在余华的很多小说中，恐惧与柔情一直纠缠在各种情节之中，直到最新的长篇《文城》里，依然如此。余华似乎对人的恐惧心理极为敏感。他笔下的很多人物，只要进入某种恐惧的心理状态，叙事便会反复盘旋，不断延展，从而在极为充分的细节拓展中，呈现出人物面对自身无法控制的生存情境时，因恐惧而陷入的各种令人惊悚的挣扎状态。同时，在这种挣扎的背后，又常常透露出人物内心深处的软弱或无助，隐含了人性内在的柔软之情。这种恐惧与柔情交织在一起的生命挣扎状态，构成了余华笔下人物十分复杂的精神意绪，也使读者获得了极为独特的审美体验。 恐惧是人的一种特殊情绪，主要是指人对可能出现的不良结果产生惊慌害怕、惶惶不安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情绪的产生，一方面源于人们凭借一己之力，无法把控事态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也源于人物的某种特殊感知能力，带有宿命的意味，也类似于墨菲定律。余华的小说中，这两种恐惧书写都存在。像《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黄昏里的男孩》《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等，属于前者；《世事如烟》《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死亡叙述》《命中注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则属于后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夹杂着某种类似的叙事张力，即人物在恐惧心理活动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纯朴、善良、温顺、友爱等带有柔情意味的个性气质。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心理张力，绝非余华有意而为，而是作家主体内在心性的一种不自觉的表达。它嵌入了人物内在精神活动的某种逻辑关系：因为柔情，所以恐惧。也就是说，余华笔下这些人物产生恐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失去人性应有的纯朴、善良、温顺、友爱等美好的人伦品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生存安全等问题。这种特殊的张力，构成了余华小说幽深而又不乏温情的审美基质。 在《十八岁出门远行》里，少年的“我”带着自由与美好的遐想，开始独自出门远行。他奔走在山区公路上，一点也没有觉得累，还在心里给所见的山和云，安上了身边熟悉的人的绰号，可以想见，他的内心充满了自由和快乐，也饱含了对外面世界的美好遐想。可是，当黄昏即将来临，世界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没有旅店，也没有一辆可以搭乘的顺风车。恐惧由此慢慢出现。随着一辆趴窝的货车出现在视野，他终于爬上了它，并跟随它朝着出发的方向逆向行驶。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隐喻。它意味着少年对于自由远行的美好遐想即将终结，现实将在“逆行”中露出坚硬而残酷的面孔。事实也是如此。当汽车再次趴窝、村民疯抢车上的苹果时，少年为了保护车上的苹果，被村民们打得满地找牙，而司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并且拿走了少年的背包和村民们逃之夭夭，只留下伤痕累累的少年，在黑夜的车里孤独地承受着无边的恐惧。这里，少年对世界的内心想象与现实遭遇构成了强劲的反差，这种反差既是少年恐惧心理出现的缘由，也折射了少年对世界的美好预想。换言之，如果少年内心缺少某种天真和浪漫，缺乏对现实世界的一腔柔情，而是带着对现实的充分认知和必要的准备，他也就不可能陷入这种无助的恐惧之中。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里，“我”躺在寒冬的被窝里，一边摸着眼屎，一边享受着阳光照入房间的慵懒时光，却被一位彪形大汉拖出被窝，不由分说地带走，为一位陌生人守灵。当他进入陌生死者的家里时，各种现实伦理中的道义，迫使他不断陷入匪夷所思的义务之中，甚至还要为死者的母亲承担此后的养老责任。这里，荒诞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从此进入被伦理规范的群体之中，并将接受由彪形大汉所掌控的群体的指令，让自己的余生扮演别人的儿子。他能不恐惧吗？但这种恐惧的背后，又明确凸显了人物对传统伦理的膺服。如果他以死相争，绝不顾及死者家属的诉求，或许恐惧只是虚惊一场，但他最终还是败在自己内心的柔软和善良上。 同样，在《河边的错误》里，余华围绕一桩杀人案，将王宏、许亮等众多人物卷入其中。随着刑警队长马哲的深入调查，几乎所有在案发当天下午到过河边的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谁都害怕成为凶案的嫌疑人，谁都畏惧被警察带走。他们不断寻找自己没有杀人的证据，并在恐惧的漫长折磨中，再也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许亮甚至为此自杀。杀人案本身是恐惧的，但余华将大量的叙述倾注在对嫌疑人的调查中，导致众多受到讯问的对象陷入如何脱罪的恐惧之中。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歪”，可是当我们身临其境时，又无法摆脱这种隐恐，因为我们的内心还是存有对正义的敬畏。《一九八六年》中的中学历史教师的妻子，从疯子踏进小镇的那一刻起，她就深感不安，尽管她并不清楚，这个自戕的疯子是否就是当年的丈夫。随着疯子在小镇上不断游荡和自残，曾经的妻子仿佛受到第六感官的指使，幻觉中不断出现曾经的丈夫，并由此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以至于无法出门上班。这种源于人物特殊感知能力的恐惧，固然将叙事引向了历史的劫难记忆，但也展示了夫妻之间曾有的脉脉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