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古华发表《芙蓉镇》，并于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更因为1986年经由谢晋改编成电影，作品因而拥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芙蓉镇》几乎集合了当时所有的文学类型，比如“伤痕”“反思”“改革”等。重新阅读这部小说，有可能进入1980年代早期的某种社会无意识，这种无意识被文学重新组织起来，并给予“命名”。 一 先从《话说〈芙蓉镇〉》说起 古华在《话说〈芙蓉镇〉》一文中曾经交代自己的创作缘由：“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到一个山区大县去采访。时值举国上下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国城乡开始平反十几、二十年来由于‘左’的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该县文化馆的一位音乐干部跟我讲了他们县里一个寡妇的冤案。故事很悲惨，前后死了两个丈夫，这女社员却一脑子的宿命思想，怪自己命大、命独、克夫。当时听了，也动了动脑筋，但觉得就料下锅，意思不大。不久后到省城开创作座谈会，我也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些同志听。大家也给我出了些主意，写成什么‘寡妇哭坟’啦、‘双上坟’啦、‘一个女人的昭雪’啦，等等。我晓得大家没真正动什么脑筋，只是讲讲笑话而已。”这个“寡妇”为什么是个“冤案”，古华没有细说，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介绍：“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使我茅塞顿开，给了我一个认识的高度，给了我重新认识、剖析自己所熟悉的湘南乡镇生活的勇气和胆魄。我就像上升到了一处山坡上，朝下俯视清楚了湘南乡镇上二三十年来的风云聚会，山川流走，民情变异……”① 1980年代早期的文学，受政治影响颇深，一方面，政治在积极影响文学；另一方面，文学也在努力介入政治。表现方式之一，就在于文学积极参与未来社会的设计。也因此，小说大都采取一种宏大的叙述模式，而其背后的社会“总体性”并未完全消失，依然有一种“远景”。值得玩味的是这个“远景”，一方面是“现代化”(《芙蓉镇》的结尾反复出现)；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所言“八亿人口的生养栖息，衣食温饱，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举足轻重的”②。只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帮助我们进入1980年代早期的“总体性”。 这一总体性，落到实处，无外“休养生息”四字，也即古华所谓“生养栖息，衣食温饱”。古华所言“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也正包含了这“休养生息”的意思，即宣告了阶级斗争的结束。在古华，以及当时其他知识分子的理解，则是一种退出，从以往的政治(运动)社会的退出，回到“生活本身”。这一生活本身，也即一种个人的“小日子”，背后正是一种小生产者的政治、经济和美学理想。③在中国，这一理想源远流长。而在1980年代早期，这一小生产者的理想以及现实转化，又被重新设置为通向现代化的起点。只有理解这一点，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实际理解所谓中国的二十世纪。 中国革命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对小生产者理想的征用：“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土改”时期的“土地还家”；再有即是1980年代的“土地承包”制度的推行。区别在于，前二次的征用依然服从于“消灭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因此，回到“小日子”，重新征用小生产者的政治、经济和美学理想，解决的是底层民众革命的动力问题，但“小日子”终要过渡到现代/革命的“大日子”，在此过程中，“小日子”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可能成为现代/革命的阻碍力量。这似乎能够说明，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改造”为什么始终占据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位置。当然，对1980年代重新勃起的小生产者理想的改造，并不来自意识形态，而是1990年代的市场化。市场/城市化真正摧毁了这一理想。而吊诡之处也正在于被市场摧毁的这一小生产者理想，又反过来成为反市场化的小资产阶级的理论或者情感武器。当然，这是后话。 古华对政治的理解(“生养栖息，衣食温饱”)，颇有黄老之学的余韵。休养生息，是不是1980年代实际的政治内核，只能留待史家考辨。但多少折射出当时一种普遍的政治情绪，而这一情绪或情感，则由文学承担。这也意味着，古华有关“寡妇”的民间传说，固然可以使我们联想起《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但其中有同，也有异。相同之处在于，198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受“革命文艺”的影响颇深，篇章布局、人物结构，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力量。不同之处则在于，《芙蓉镇》的“小日子”并不通向“大日子”。 二 什么样的日子才算“小日子” 《芙蓉镇》开篇写芙蓉镇的地理概貌：“芙蓉镇坐落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里，古来为商旅歇宿、豪杰聚义、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有一溪一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流出镇口里把路远就汇合了，因而三面环水，是个狭长半岛似的地形。……不晓得是哪朝哪代，镇守这里的山官大人施行仁政……栽下了几长溜花枝招展、绿荫拂岸的木芙蓉，成为一镇的风水；又派民夫把后山脚下的大片沼泽开掘成方方湖塘，遍种水芙蓉，养鱼，采莲，产藕，……颇似个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了。”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地理”的发现。这一地理，首先是“国家地理”的发现，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即是。而在“国家”之下，则是地方，这个地方有待开发、改变，甚而改造。所谓工作队、下乡干部，往往承担着“打开”闭塞的乡里空间的叙事使命。因此，这一地理的发现，带有浓郁的现代性色彩。而在1980年代的一些作品中，这一“国家地理”渐渐被悬置，取而代之的则是地方乡里空间的重新发现。需要在这一乡里空间中发现的是蕴含其中的美和诗意。沈从文某些作品(比如《边城》)的再度引起注意，甚而被效仿，可能多少和这一“地理”的发现相关。也因此，芙蓉镇的地形(“三面环水，是个狭长半岛似的地形”)不仅不再成为“闭塞”的地理象征，反而成了某种类似于“桃花源”般的诗意空间。这一诗意，构成了当时所谓的“地方色彩”。或许因此，《芙蓉镇》的第一章干脆以“山镇风俗画”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