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歌谣运动”始于1918年，在20世纪20年代初走向兴盛，后趋于低潮。1936年，《歌谣》杂志复刊，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歌谣》再度停刊，歌谣运动彻底结束。作为当时民间文学运动的开端和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思想之外，历来遭受正统文人鄙弃、难登大雅之堂的歌谣，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反抗旧文学的利器。整个歌谣运动乃是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从中国文化内部拆解正统文学权威的有力尝试。 然而，正如运动参与者钟敬文所言，很长一段时期内，“民间文艺学(扩大一点说，是民俗学)的历史，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理睬”①，大约到20世纪90年代，对歌谣等民间文学的研究才开始走向繁盛。总体来看，学界主要围绕歌谣运动的史实考据②、运动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③以及运动的文化政治阐释④展开。其中，洪长泰⑤和曹成竹⑥的研究颇具启示。前者讨论歌谣等民间文学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的大问题，如什么是“中国文化”？如何界定“上层文化”？“民众文化”有何内涵？同时他还揭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隐秘勾连。后者则把研究推展至歌谣的审美形式分析层面。 虽然学界已经做了丰富且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不是很清楚。首先，为何民间文学运动从歌谣运动开始，是纯粹的巧合，还是由于刘半农、周作人和顾颉刚等人认为歌谣最贴合“五四”的时代精神？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歌谣是现成存在的，还是像柄谷行人眼中的日本现代文学那样是被重构的？柄谷谈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时曾睿智地指出，“为了使民俗学得以诞生，必须有其对象存在”⑦。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换成顾颉刚们的“歌谣”是否恰切？第三，歌谣与民歌的关系是什么，二者是否有细微的差别？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把歌谣运动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它继承了之前传统的哪一部分，排斥了哪些方面，之后的类似运动又从它身上择取与删去了什么？带着上述疑惑，本文将围绕“抒情”与“教化”这组关键词，采用文献考证和知识考古等方法对歌谣的现代转型与民歌的历史承续做深入探查。 一、从顾颉刚《粤风》研究及其正误谈起 1921年冬，顾颉刚翻阅清代四川学者李调元(1734-1803)的《函海》时发现了《粤风》一书，它分为四部分，“睢阳(今河南商丘)修和原辑《粤歌》、濠水(今安徽凤阳)赵龙文原辑《猺歌》、东楼(无考)吴代原辑《狼歌》、四明(今浙江宁波)黄道原辑《獞歌》”⑧，汇集西南地区客家、瑶(猺)、侗(獞)、俍(狼)等族群民歌100首⑨。顾颉刚惊叹李调元在两百多年前就开始搜集民歌，于1923年初在《小说月报》发表了评论《粤风》的文章⑩。这引起了钟敬文的兴趣，他在1927年重编《粤风》并分两册刊行，把相对好懂的粤歌和猺歌编为一册，经同事帮助把狼歌和獞歌译成国语后编为另一册。为了祝贺重编《粤风》出版，顾颉刚为该书作序，再次肯定李调元搜集民歌的初创之功，同时修正了早先的猜测，认为《粤风》并非由李调元一人辑录而成，而是由修和、赵龙文、吴代和黄道原四人分卷搜集，李调元乃总其成者。为什么来自河南、安徽、浙江等地的文人会搜集粤中各族民歌？顾颉刚推测“他们是李调元的幕僚，在李氏游宦粤中的时候得他的指导而辑成的”(11)。 除介绍《粤风》成书过程外，顾颉刚重点解释了《粤风》的价值。他认为以前中国学界正统派势力太强，文学“也是十之八九沉溺在摹古之中，极少和民众们接近的”，歌谣“固然古书里常有得看见，然而所以记载之故哪里为的是歌谣的本身，只因要证实它的豫言的应验，或因要利用它的对于政界人的讥评”，这些歌谣都是“假的歌谣”，“都是点缀升平，为君主装面子的举动，离歌谣的本意不啻十万八千里”。即便《诗经·国风》中“若干篇富有歌谣成分的乐章又给儒者尽量附会，使得篇篇和国君卿大夫们发生关系……自汉代闹到清代二千余年，总不能解去这个束缚。这一点极平常的歌谣意味还不能了解，如何会得去赏鉴真的歌谣”！《粤风》中的歌谣则“一任歌谣的自然”，是“从民众口中写录出来”的“真的歌谣”，李调元也与金圣叹和编辑《古今风谣》的杨慎一道，被顾颉刚归入“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才子”行列(12)。 事实上，《粤风》最初的编辑者并非李调元，而是明清之际的吴淇。吴淇，字伯其，号冉渠，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卒于康熙十四年(1675)，河南睢州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编著有《六朝选诗定论》《雨蕉斋诗选》《粤风续九》等。得中进士后，他曾任浔州(今广西桂平)推官，在任期间搜集了当地各族群的大量民歌，编纂成集并题名《粤风续九》，所谓“续九”乃是延续《楚辞》中《九章》《九歌》之意。《粤风续九》是李调元《粤风》的原本，《粤风》第一卷辑录者“睢阳修和”即指吴淇。顾颉刚后来从吴淇同时代人王士禛等人的文集中知晓了这一点，遂专门撰文澄清，称赞吴淇才是真正“到民间去”的人(13)。洪长泰详细记述了顾颉刚《粤风》研究的历程(14)，但可惜的是，他与顾颉刚都不曾见到《粤风续九》，以为它早就散佚了，只能凭借清初王士禛、屈大均、陆次云和梁绍壬等人文集中的只言片语窥探这本书的原貌。 20世纪90年代，康熙二年刻印的《粤风续九》在杭州市图书馆被发现，2000年被收入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我们因而能把顾颉刚、洪长泰的研究继续往前推进。《粤风续九》与《粤风》的差异主要有两点：其一，编辑体例不同，《粤风续九》分《粤风》《猺歌》《狼歌》《獞歌》《杂歌》五卷，《粤风》则把《杂歌》派入另外四卷；其二，文本内容不同，除所辑民歌数量有异之外(表1)，《粤风》略去了《粤风续九》的大量内容，包括吴淇《序》一篇，李洁、吴雯清《百粤蛮风诗》各一篇，何浆、程世英《题粤风四种诗》各一篇，陈丹《百粤蛮风诗》一篇，孙方桂撰、彭楚伯笺《歌仙刘三妹传》一篇，曾光国述《始造歌者刘三妹遗迹》一篇，吴淇《粤风序》《狼歌序》《杂歌序》，赵龙文《猺歌序》，黄道《獞歌序》以及全书末尾吴淇的《自跋》。李调元还删掉吴淇等人对所辑民歌的诸多评点，这显然有掠人之美的嫌疑，最明显的莫过于隐去《粤风续九》每卷辑录、评点、校对者的姓名，或刻意改写，比如《狼歌》卷由吴淇编辑，而非吴代所辑，后者乃是该卷的评解人(15)。李调元的有意改写使顾颉刚和洪长泰弄错了《粤风》各卷的作者，当然，顾颉刚、洪长泰二人因《粤风》“黄道原辑”这一表述而误把《獞歌》卷辑录者“黄道”写成“黄道原”实属大意。因为李调元为每卷安排的辑录人姓名之后都有“原辑”二字，此处“黄道原辑”应断句为“黄道/原辑”而非“黄道原/辑”，意思是“黄道最先辑录”而非“黄道原所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