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量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以及青年学生纷纷来到延安，既构成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实践的核心力量，也带来了持续增加的财政负担。在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知识分子全面参与到开荒、秋收、纺线等生产劳动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劳动观念与认识世界的方式。随着1942年文艺整风的到来以及生产运动的持续展开，知识分子的劳动体验与劳动想象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甚至指向对思想改造运动本身的反思。换言之，大生产运动既构成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现实语境，也由精神劳动向生产性劳动的转换，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实践领域与思想情境，并在文艺实践的层面带来一种风景视点的嬗变。在意识形态规训的视角之外，这也提示了我们重审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可能。 一、开荒：从无风景到有风景 1940年12月，刚刚离开延安回到重庆的茅盾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风景谈》，以风景画片式的抒情笔法，记录了近五个月来的延安印象。从沙漠里的驼队到驻守在霞光里的号兵，其中有两幅画面特别动人。一幅是月夜里“晚归的种地人”，另一幅则是夕阳下开荒归来的文艺青年： 看他们的手：这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着提琴的弓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锨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迎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朱弄粉的手儿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晖幻成了满天的彩霞。河水渲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的，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掬起水来，洗一个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和弥漫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① 这幅“图画”的绘就与茅盾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②的生活有着直接关联。自1940年5月同张仲实从新疆辗转抵达延安后，茅盾便应周扬的邀请搬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借寓于桥儿沟东山脚下的窑洞，茅盾不仅可以看到山下鲁艺校舍的全景，“还可以俯瞰东山与西山之间那‘山谷’中的一片绿野，这里布满着各种农作物”，“有一部就是鲁艺师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生产’的果实”③。在1941年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及晚年回忆中，鲁艺师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情景都给茅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艺的另一门主课是生产，这是全体学生、教员、工作人员的共同科目。他们在桥儿沟的川地上种西红柿、黄瓜、洋白菜和辣椒，但大多数人是到一二十里地以外的荒山上去开荒，种上谷子、土豆，然后按农时上山间苗、锄草和收获。我住在鲁艺，曾多次见到这样的情景：天不亮，同学们背着草帽，扛着锄头，肃静地沿着沟底的小径，从我的窑洞前经过；而傍晚，当沟底已经黝黑的时候，他们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地回来了，在苍茫的暮色中，他们那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歌声和笑语声在两山之间回荡。”④当此情景，茅盾不无深情地写道：“生产运动在‘鲁艺’简直是一首美妙的牧歌呵！”⑤ 然而，如果从发动大生产运动的政治语境与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条件来看，“风景”背后的现实则并不那么“美妙”。1939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不断制造摩擦，从1940年9月开始停发一切军费，并以严密的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物资往来，采取各种方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与此同时，边区的负担却只增不减，随着前方部队的大批调回、各解放区干部以及国统区人士陆续来到边区，机关学校也相应增多，自1939年起脱产人员开始大幅增长，财政供给开始出现困难。1940年，边区脱产人员已从1937年的14000余人增加到61144人，1941年则高达73117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37%。⑥失去了经济上的外援，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不得不开辟财源。救国公粮的征收任务连年上涨，1939年的征粮计划数在耕地并无明显增加的情况下陡然从前两年的1万多石上升到5万石，而实际征收的粮食数量还要更多，占到总收成的2.98%⑦，甚至导致部分地方发生平均摊派，“既不能顺利完成，又招致一般群众的不满或群起反对”⑧。1941年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人数增加，缺粮太多，四月初即闹粮荒，又无通盘计划，曾被迫下令，两次借粮、一次征购。个别地方如延安、富县，借粮有达八九次的，扰民太甚”⑨，征收公粮数从1937年的1.4万石上升到20万石，“党内外反应强烈”⑩。1942年，农民为逃避征粮负担，“延安据说搬家八百多户，安塞五百多户，其他县份亦有”(11)。由此可见，军民比例的失衡和财政负担的加重，已严重影响到政党与群众的关系。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回顾道：“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2) 长达八年的“大生产运动”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展开的。1938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作报告时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13)四天后，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指出：“现在抗大有一万人，陕公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14)1939年，边区正式提出生产自给的任务。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群众以及“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律进行生产”(15)。1940年秋后，为应对军饷的停发和外援的全部断绝，形成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边区的党政机关、学校等一切干部、行政人员、青年学生与文艺工作者普遍参加生产劳动，上山开荒。鲁迅艺术学院便有规定，所有师生每周至少劳动两至三天，除上山开荒外，还要养猪种菜、掏粪送肥、纺毛纺线、织布做鞋、伐木烧炭、挖窑洞、盖教室等，出了不少“开荒突击手”“纺织能手”与“做鞋英雄”，并义务帮助农民开荒、锄草、秋收、修纺车等。(16)1939年9月，李富春在对边区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中谈道：“在生产运动中特别在农业的开荒运动中，不仅改造着自然，而且改造着每个从事生产的人民。许多机关、学校中从事开荒的许多劳动者，在不久以前，或者是从未拿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的家庭与学校而来延安的成千成万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历来是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坚决的、兴奋的改变他们的习惯、生活与意识，拿起锄头爬上山头，用锄头，用血汗去开辟自己的新地，便每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