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玲与工人及工人运动之关系 提到丁玲小说中的人物，人们就会想到莎菲、梦珂、丽嘉、陆萍等知识女性和张踏鼻、钱文贵、程仁、张裕民等农民形象，贞贞、黑妮这两位农村女性形象也让人印象深刻。至于她笔下的工人形象，人们熟悉的并不多。事实上，丁玲写过工人题材的小说，如《法网》《诗人亚洛夫》等，也跟别人合作写过工人题材的剧本《窑工》①。在《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等作品中，也涉及工人运动的内容，只是不太受人重视。在中国知网上，以“丁玲”和“工人”做篇名或做关键词检索，结果是0。丁玲工人题材的重要作品《法网》在中国知网上只有一篇研究论文，从中不难看出，有关丁玲与工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近乎空白，这与丁玲研究的整体水平是不相称的。丁玲自1922年2月离开湖南到上海平民女校开始，就一直辗转生活于上海、南京、北京等大城市，直至后来到西北解放区。在这些大城市生活期间，正是中国工人运动高涨、工人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作为一位关注社会、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关注工人运动。丁玲在平民女校的时候，就参与过支援工人罢工的行动，她说：“我在这学校(指平民女校——引者注)时，浦东各纱厂女工有一次大罢工，学生们参与这件事情。我们在马路上募捐，出去为罢工做宣传，鼓励工人们，并解释他们取这个行动的理由。我们从一群女工走到另一群，但因为言语不同，和他们说话是很困难的，我们有几个不得不请翻译。女工得到学生的支持，感觉很警异，对我们很感兴趣。”②她还自称，“于一九二二年加入无政府党，我是七个湖南少女惟一加入的人”。③而当时，无政府党人跟共产党人一样，也重视发动工人罢工，有时还跟共产党人合作，但他们的影响要小得多。丁玲所说的这次浦东纱厂大罢工，发生在1922年4、5月间。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和支持下，浦东日华纱厂工人大罢工并得到其他工厂的声援，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3800余人，“前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在经济要求方面获得了重大胜利”。④工人罢工期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了罢工后援会，丁玲参加的应该是后援会的活动。这是丁玲第一次与工人密切接触，后来在小说《韦护》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丽嘉，去过浦东纱厂，还想到纱厂做一名女工，这些描写就是丁玲这次经历的再现。参加左联以后，丁玲开始有意识地向左翼文学靠拢，在题材上寻求突破，试图去写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但这对丁玲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对农民的苦难缺乏了解；因年幼失怙，懂事以后就随母亲在城市中辗转谋生，没有机会接触真正的工人和农民。她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也不愿意写工人农人，因为我非工农，我能写出什么！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因为我觉得，写工农就不一定好，我以为在社会内，什么材料都可写。”⑤“不愿意写”主要是不了解，“我要写一个农人，一个工人，对于他们的生活不明白，乱写起来，有什么意义？”⑥但左联是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对盟员的创作有着明确的要求。1931年，左联发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突出强调了文艺大众化问题，在题材方面，特别指出：“作家还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没落，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广大的失业，描写广大的贫民生活，等等。只有这些才是大众的，现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必须取用的题材。”⑦作为左联盟员，必须严格执行这一决议，所以丁玲自1931年开始，在题材上出现明显转向，工人、农民开始出现在她的笔下，《法网》《水》等作品，成为转向的重要标志。尤其是《水》，被称为一种“新小说”诞生的标志，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一说法未免过甚其词。在主编《北斗》期间，丁玲有意推介出自工人之手的作品，扶持工人作家，在回复一位工人作家的信中，她写道：“……很希望你更努力下去，如若你有其他稿子，都可以寄来，我一定为你看，或许还要为你修改一点的。”⑧她在有意培养真正的工人文学作家，在这方面，她确实做了很切实的工作。尤其《北斗》杂志组织的关于“创作不振的原因和出路”的讨论，极大地扩大了左翼文学的影响，也指出了左翼文学存在的问题。在这次讨论的总结中，丁玲呼吁觉醒了的青年作家“决心放弃了眼前的，苟安的，委琐的优越环境，而穿起粗布衣，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去，为他们，同时就是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艰苦的斗争”⑨，这不仅是在要求别人，也是在要求自己。 左联不只是一个文学组织，它经常组织盟员参加飞行集会，到工厂、高校去演讲，组织工人罢工等。在这个过程中，丁玲和工人有较多接触，但她与工人之间的隔膜还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在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要到工人当中去很不容易。我去时总换上布旗袍，平底鞋，可是走路的样子就不像工人，很引人注意。再说，人家都是互相认识的，你到那里去，左右不认人，又不像从农村来走亲戚的，只能到跟自己有联系的工人家去坐一坐，谈谈他们的生活”⑩，这种走马观花式地深入工人生活，恐怕只能了解一点儿皮毛，但却培养了她的一种意识：那就是要了解工人、写工人，并为工人写作。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居住在工厂附近的棚户区，环境脏乱差，社会秩序也十分混乱，现代作家很少有人真正深入到他们中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左拉为了写《萌芽》，跑遍了昂赞矿区，密切注意着一次矿工工人56天大罢工的每一个细节，跟矿工们一起吃饭、下井、喝酒、睡觉。所以《萌芽》成为世界经典不是偶然的。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白色恐怖下，作家们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对此，丁玲苦闷过，她为了能够走到工人或农民中间，在胡也频牺牲后，曾要求到苏区去，她后来回忆说：“胡也频牺牲后，我就向左联提出来，要到苏区去。我说我要写文章，我要到工人那里去，农民那里去。可上海我能到哪里去呢？我能到工厂去吗？我不能到工厂去。哪里也去不了。”(11)她非常渴望融入工人、农民中间，了解他们的生活，以便获取创作素材。由于没有能够到苏区，所以她勉为其难地创作了部分以工人、农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水》和《田家冲》是一个突破。虽然《水》获得广泛好评，就作品本身来说是不成功的。她在谈到写农民题材小说时说：“在写《水》以前，我有好久没有写成一篇东西，而且非常苦闷。有许多人物事实都在苦恼我，使我不安，可是我写不出来，我抓不到可以任我运用的那一支笔，我讨厌我的‘作风’(借用一下，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字)，我以为它限制了我的思想，我构思了好多篇，现在还留下许多头，每篇三五千不等，但总是不满意的就搁笔了，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个晚上赶忙写了《水》的第一段。后来陆续，都是在集稿前一晚上赶起。这篇《水》的完结，可说是一个潦草的完结”(12)，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就像鲁迅说的“硬译”一样，这就是“硬写”。与“硬写”伴随的就是“硬转”。从1930年加入左联到1942年延安整风，这段时间一直是她的“硬转”期，其作品始终摇摆在早期的个性主义和左联的政治至上主义之间。写于1931年的《莎菲日记第二部》虽然没有完成，但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变化：“我读了我几年前的东西，没有一点感伤和留恋，没有一点旧的情绪重温着我的心，真的是过去了！”(13)重写莎菲日记，是为了跟过去告别，宣告自己的新生，但事实上没有那么容易，正如日记后面所说：“当然现在我还是不好，也许我还遗留得有许多过去的成分”(14)。她这次转变很不彻底，否则就不会有《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这类文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