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992/j.cnki.1000-2456.2023.03.011 朋友总是自发地归属于一种家庭至上、 兄弟优先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学。 ——德里达《友爱的政治学》 当我们讨论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时，固然这是一个学理的、逻辑的、实证的命题，但是，文学创作毕竟是想象和情感在起具体支配作用。文学创作，所有的作品生成，以至于一个时代、一个时期所有的作品汇集而成为一个时段的“文学史”，其本质乃是这个时期的创作主体的情感和想象。后人可把握、可理解的只是一些理论和逻辑，因为作家个体的情感和想象无法构成时代的总体性。柏拉图干脆用“理式”，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来理解艺术及艺术史的本质。只有康德对艺术表达了谦恭，他说，艺术的审美本质就是自然①。康德谈论的“自然”无疑是哲学史争论不休的话题，但笔者以为可以简要理解为，事物合乎自身的尺规——所谓事物合乎自身的目的性。多年后，被海德格尔表述为“本己”的存在性，或者说存在之“本己”。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②，都可以看到在康德的“自然”之名下对艺术及美的把握。在这样一些前提下，当笔者表述说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实则是创作主体的情感和想象在起具体支配作用——这一命题基本可以成立。创作主体的情感和想象必然是其自然本性的流露，才有真正的、真实的、审美意义上的艺术作品生成。 本文简要梳理这些理论前提，目的在于将讨论的话题建立于作家的主体性或主观性的基础上，但它却也反映了一种时代的、历史性的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是作家在具体作品里处理传统素材的方式，但作家与作品存在是文学史的“自然性”，它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情绪和态度，其累积和多样化大概也构成了时代的总体性，至少反映了这个时代存在的一些实际情形。正如历史的实在性是我们的建构和想象一样，本文也可以反其道而为之，把想象、隐喻、象征视为历史逻辑关联的一种方式——当然，这种方法可能只部分适用于关于文学(或文学史)的讨论。事实上，离开了这种思考方式，关于文学(或文学史)的讨论将是没有活力和生动性的。哈特曼所说“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其意大概如此。 一、《铸剑》与《石秀》对传统的重写 关于鲁迅的《铸剑》和施蛰存的《石秀》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为赋新词再说理，恐都难有所作为；除非剑走偏锋，然而，走偏锋当是冒险之举，如同走钢丝。现代文学可言说的问题并非已经穷尽，何必自讨苦吃呢？于笔者来说，还是寻求一个属于十足正面强攻的问题，这就是想透过这两篇小说来看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做这类题目的文章也不在少数，材料实证方法是其正宗，但是，在现代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建立起实证材料的关系，并非触手可及；可资实证的材料毕竟十分有限，免不了还是要“望文生义”，需要“浮想联翩”。在“漫长的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曾展开过“殊死搏斗”；再过半个多世纪，中国当代文学更与现代文学有“不共戴天”之仇；谁曾想到，依然是在“漫长的20世纪”的后期，传统、现代以及当代却要走向和解，我们如此费尽心力地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重拾它们的血脉亲缘。现代、当代文学都对传统重新膜拜，认祖归宗。历史之此时或彼时，我们无法说“即有今日，何必当初？”，根本在于现实之需要决定了时代的走向，都可以找到充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回到作品本身去细读、去辨析，虽然未必有鲁迅的“狂人”那样的能耐，能看出满篇的“XX”字样，但也不妨读出一点作者那时的心思，而不全然是今天的愿望。 何以选择这两篇小说来做文章，或可说随意，若不说随意，也不妨说这两篇都各有说法。其一说《铸剑》，这是鲁迅最好的小说；其二说《石秀》，亦可说是施蛰存最好的小说。后者一直被作者另一名篇《将军底头》压制，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施蛰存小说合集，上册即以《石秀之恋》为名，该书引言里解释说是为了招徕读者。此说只是谦辞，堂堂人民文学出版社，起个书名，何至于此呢？该社从未有此类说法，何必对为年月蒙尘的一代名师出两本文集取书名，而说要吸引眼球？下册的书名《雾·鸥·流星》，平凡朴实，并无特别趣味可言。不为别的，只为贴近作品。难道下册就不想卖座了？其实编辑目光如炬。岁月磨洗，《石秀》当可看成施蛰存先生艺术成就最高之作(至少与《将军底头》伯仲之间)，也是最有内在张力之作，其张力在历史与审美之间，在中西之间，在现代与当代之间。《铸剑》就《故事新编》而言，鲁迅确实有言，是其“认真”之作，其他都显得有些“油滑”。鲁迅是对自己极苛求的人，也是严于解剖自己反省自己的人，但《铸剑》还是得到先生自己的首肯。当年成仿吾高度肯定鲁迅的《不周山》，认为是鲁迅最好的作品，对《呐喊》中其他作品一概否定。鲁迅也看出成仿吾不安好心，故而并不买账。他负气重编《呐喊》，但《铸剑》确实是他自己最看重的。 《铸剑》写作出版年月都早于《石秀》，当然，《铸剑》名气和重要性远高于《石秀》，如此相异的两篇小说放在一起来谈论，实在是由笔者对现代文学文本的眼界有限和个人的趣味所决定，简言之，这是笔者极喜爱的现代两篇小说。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改写了古代本事，对于笔者来说，却成了理解现代与古代传统关系的一条捷径。另外，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却也不无芥蒂。1933年10月8日，施蛰存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杂文《〈庄子〉与〈文选〉》，引起鲁迅的愤懑，鲁迅称施为“洋场恶少”。一个“民族的脊梁”与“洋场恶少”相提并论，虽是旧话，却毕竟是历史存在的过节。不过，这也正表现了现代文学之“友爱的政治学”的反面。 关于《铸剑》的研究甚多，首先颇多争议的是写作时间。该作目前可查首发于《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8、9期上，出版时间为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亦即分两期连载，题名为《眉间尺》，但却没有标明写作时间。1932年12月，鲁迅在编订《自选集》(《鲁迅自选集》于1933年3月由天马书店出版)时，补记写作时间为1926年10月。但鲁迅在1927年4月3日日记中又写道：“三日星期。雨。下午浴。作《眉间赤》讫。”③龙永干作文《〈铸剑〉创作时间考释及其他》考释比较明确认定《铸剑》创作时间是1926年10月。该文引述较多，当时比较权威。笔者也基本同意龙先生的观点，只是还略有疑惑。鲁迅毕竟有在1927年4月3日的日记里记上一笔，且《铸剑》作为一篇并不算长的短篇小说，何以要分两期在《莽原》连载登出？是否鲁迅有在1927年4月3日前修订过《铸剑》？且后半部分迟至5月10日再刊出，后半部分的文体与风格都颇有变化，而鲁迅自己也说《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这“认真”二字意味深长，是否包含了不同时间和空间(确如龙先生所言，“不同空间”会有深刻印象)的修订。这样来考虑《铸剑》的创作完成时间，或许更为周全？这纯属笔者的推测，没有材料佐证，仅为求教于龙先生。《铸剑》的成文时间不管是在1926年10月或1927年4月，这样的时间并非只是文学文本的成文考据，它与鲁迅个人经历的大历史事件相关，与鲁迅的心理路程相关，它必然投射到作品文本内容中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我们理解文本的、情节和细节的历史的“潜文本”。尽管本文的主导主题并非审视《铸剑》与历史背景和鲁迅个人经历的关系，但也是我们所讨论的主题需要简略交代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