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3)02-0020-12 Doi：10.16061/j.cnki.cn46-1076/c.2023.02.003 作为“旧事重提”系列的最后一篇，《范爱农》以“早年鲁迅”经历中的末端事件——辛亥革命作为背景，而这一事件对鲁迅作品的整体面貌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有论者指出，“‘范爱农的影子’几乎贯穿了鲁迅‘彷徨’期的写作”①。有关《范爱农》承载了鲁迅的“民元记忆”②、寄寓了鲁迅对“辛亥革命及其挫折”的相关思考③等，学界已有精彩论述。 鲁迅既以个体经验与个人视角来总结辛亥革命，而现存《范爱农》手稿作为“创作草稿”，则包含了“书写中的鲁迅”④对这一主题思考过程的丰富信息。但以手稿为路径，进入《范爱农》乃至鲁迅辛亥革命书写的相关讨论并未充分展开。现存《范爱农》手稿⑤是鲁迅寄给《莽原》编辑韦素园的原稿⑥。文章使用的稿纸是“厦门大学用纸第九号”，朱丝栏，每半页11栏。其样式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藤野先生》所用纸张相似。鲁迅在致韦素园的信中说：自己手头并没有留存《旧事重提》的“草稿”，他很担心即使寄的是挂号信仍然会“失落”⑦。据笔者初步统计，这份手稿上共有173处修改。《莽原》编辑根据修改后的字迹，在1926年12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24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经笔者比对，鲁迅亲手改定的手稿与《莽原》周刊“初刊本”之间基本未做修改⑧。但原稿上的涂抹、删削、增补等痕迹，在从手写文本转换成印刷文本的过程中被遮蔽了。本文拟从《范爱农》手稿中的修改、以及手稿与初刊本的对读人手，由鲁迅亲手完成将个人思考变成公共读物的文章“轨范”⑨过程，透视其回顾辛亥革命的独特路径。 一、群传与自传 《范爱农》既以辛亥革命作为一段个人经历的历史背景，但回忆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范爱农，这一写法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取径。究其原因，不难看到范爱农是鲁迅辛亥记忆的证人：加速清廷灭亡的徐锡麟案引发了“我”与范爱农的争执；武昌起义前夕的低潮期是“我”与范爱农在对饮中度过的；“光复后的绍兴”是范爱农拉“我”共同见证的；革命后的新气象中范爱农辛勤做事；一切恢复旧貌，范爱农赞成“我”离开；君子道穷、容身无所则是其溺亡的根本原因。就连范爱农去世十四年后鲁迅“重提”故人的书写行动本身，也源自“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⑩的历史感觉。可以说，鲁迅所经历的辛亥革命全程都以范爱农为视角。鲁迅“哀范君”的时长延续了22年(1912-1934)(11)，作为题材的“范爱农”贯穿了鲁迅文学生涯的始终。对鲁迅来说，“书写范爱农”早已超越了怀念“故人”“旧朋”的层面，而与其“辛亥革命史观”息息相联。 然而，这种“见微知著”式的史观表述有可能因为路径(细微)与主旨(宏大)的悬殊，而呈现为一种表达幽曲、寄意遥深的形态。如果《范爱农》不过是鲁迅“书写范爱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那么书写的行动与状态本身无疑具有“过程的过程”的意义。相较于单纯探讨印刷“定本”的意蕴，尚处涂改修订形态的手稿，或许为文本辨析提供了另外一重空间。以极度个人化的视角来传达历史观念，这一抵达历史的途径有可能相当曲折。书写者试图强调或遮掩的内容，同样是其史观的有机成分。手稿的未定状态，某种程度上映现出了这一表述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解读手稿对《范爱农》与“鲁迅与辛亥革命”的相关论题来说具有特殊价值。实际上，手稿中的修改正体现出鲁迅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以小人物来感知大事件的私人路径。在叙述“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这句话之后，鲁迅本来写的是逗号，紧接着便是“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但后来将逗号改成了句号。修改后的表述显然更清楚：在交待完历史背景后，再讲述这一背景下的人物活动。但原稿中被修改的逗号，却透露出“我”是通过范爱农“上城”这个举动，来为记忆场域中的武昌起义、绍兴光复等宏大事件进行标注的。范爱农来访，缘于不平常事件的发生，鲁迅正是通过微末的人事来记忆历史剧变。 虽然鲁迅选择了“范爱农”作为回忆对象，却并未写成一篇“范爱农传”。当通过他人之口、交待范爱农的基本情况时，手稿中本来写的是“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内的字被涂掉，但仍能辨认出最后一个字很像“基”或“年”，因此这三个字很可能是“号肇基”或“字斯年”。可以推测，鲁迅本想补充范爱农的字号，但又去掉了相关信息，避免了为范爱农立传的写法。通过指出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凸显了徐、范的师生关系。 原稿在叙述徐锡麟生平时，本来写的是“正合于谋杀巡抚的地位”(12)，但“谋”字被圈去改为“刺”，此句变成“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刺杀”的行动呼应了新闻中所说的“刺客”。实际上，鲁迅的叙述并非电报原文、甚至并非“大意”：在复述电报内容时，鲁迅本来用的是“大意是”，但又将“意”字圈去、改成了“大概是”，意思愈趋笼统。这一改动的目的，是为了将这位慷慨赴义的英雄归入到古已有之的游侠刺客群体中，“刺客”身份与“刺杀”行动前后呼应。这一群体虽然在中国历史中身影模糊，但鲁迅仍然以斟酌语词的方式，将徐锡麟归入其间，为烈士找寻历史定位。 无论是范爱农出场时，不忘将其老师一并纳入，有意拓展成“徐范合传”，还是在叙述徐锡麟为刺杀恩铭所作的一系列准备时，有意将其表述为简约版的“刺客/游侠列传”，都不难看到范爱农身上有徐锡麟的影子。实际上，鲁迅最早称呼徐锡麟为“徐君”，后来才改为“徐伯荪”。徐锡麟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仿佛与书写者对面而立，成为隐形的“在场者”；他的影子化作范爱农，始终没有离开文本或历史舞台的中央。表面看来，轰轰烈烈、彪炳史册的“革命军首领”(13)徐锡麟，与默默无闻的不遇者范爱农并无多少相似之处。但无论是徐锡麟的艰苦卓绝、坚毅果敢，还是范爱农的办事拼命、耿直不阿；抑或是徐锡麟震动天下、以一腔热血搅动了中国历史变局的发生，还是看人“好为青白眼”、颇具魏晋名士风度的范爱农选择在徐锡麟五周年忌日之后的几天自沉，都可以看到这对师生精神气质上的一脉相承。徐锡麟成了辛亥革命先烈与功臣，他的学生范爱农却成为革命后转型时代的落寞者，两人以生命长度相联结，共同承载了革命的重担与负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