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23)03-0055-15 在近代全球史中，远东是全球知识体系中相对边缘的一部分，然而，广袤的远东本身也自成体系。其中，中国、日本和印度构成最重要的几个力量中心，三者既容受西方的权势影响，又葆有自身的文化积淀，呈现出复杂的知识面向。在东亚，中日两国无疑是两个最重要的文化实体，它们的相互关系直接影响到周边其他国家和区域的知识生产。 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交流史，在近代史上却时常关系紧张。但是，无论如何，双方在思想、文化和教育层面的交流并未因此而完全阻断。作为世界近代化浪潮中的后来者，近代中国尤其深刻地受到日本的影响。然而，这二者在学术上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两国大学的互动进程及特点如何？其背后的动力和机理如何？其历史意涵如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却相对有限。已有的部分研究虽曾涉及相关论题，但是，仍有着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两国关系的理解比较片面，即主要将中国大学视为单向、被动的容受者，没有充分观照中国在因应过程中所展现的能动性，没有将二者置于同一学术标准下进行比较研究。易言之，已有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的“师日”维度，而对中国大学参与“学战”、追求学术自主的层面关注甚少。第二，对两国互动形式的研究主要限于人员往来，特别是留学生派遣；研究者对其深度的学术交流与竞争，则明显关注不足。第三，在时间期限上，现有研究关注的主要时段大都仅限于清季民初，而对此后两国的深度互动往往认知不足。第四，对两国大学互动的实效缺乏科学的评估，且基本上未探讨两国大学的实力对比。前述论题是近代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议题，然而，目前的深度研究非常有限，这已成为现有研究中的薄弱点甚至盲点。本文拟突破国别史视域，从全球史或跨国史的角度进行挖掘，以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 一、早期中日大学的知识落差 从全球史来看，中日两国皆属世界近代化浪潮中的后来者。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日两国先后被西方列强撞开国门，并在客观上被迫开启各自的近代化进程，走上了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正如时人所言：“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精神上，物质上，谁都不能不承认受着中国文化的支配和影响。”[1]ii然而，及至明治维新，日本通过“文明开化”、以德为师[2]，成为亚洲国家现代化的先行者，其大学也颇具特色。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后就陆续筹建了一系列新式教育机构，实质性地开启了高等教育近代化进程，也初步创建了亚洲高水平大学的早期范例。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许多学者开始逐步追求自主独立研究，陆续出现一些研究导向的大学，其学者“竭力想紧跟欧洲”[3]380，并逐步完成了一系列“卓越的成果”[3]381。在1895年结束的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东亚的权力中心事实上已转移到日本。清廷开始愈益积极地向西方学习。然而，限于条件，实际上却只能主要取法于强敌日本，可谓以敌为师。[4]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大胜，清廷震动。经此一役，日本迅速跃升为成为东亚霸主和举世公认的世界五强之一。随即，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考察和磋商，当局普遍认为中国应效仿日本进行改革，以实现独立富强。[5]自此，中国的留日热达到高潮，两国文化交流的态势亦随之逆转。[3]376 (一)中国大学对日本元素的容受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日本的国家形象一度在华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许多中国精英渴望将亚洲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西方列强，争取亚洲的解放，而日本则是需要积极争取和效仿的首要目标。有的国人甚至认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为黄种人吐了一口气，堪称亚洲的骄傲和榜样。[6]1895年后，日本成为中国人海外求学的主要去向。数年内，赴日留学者数以万计，赴日交流、考察的官员、学人和商人更是不计其数。由此，中国政学商各界的许多要职均由留日派学人执掌，许多机构甚至一度成为留日归国学人的势力范围，国人所办的许多知名院校也长期由留日派人物把持。他们位居要津，掌握众多资源，影响甚大。这一留学潮也形塑了近代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取向、办学特征、学缘结构和国际交流；由此，具有明显日式特征的新式文教学术体制被移植到中国场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日本的学术制度和教育体制。特别是1904年颁行的《癸卯学制》，在教育体系总体设计、教育制度、学校运作、课程与教材等方面均有明显的日式烙印。也正是在以日为师的热潮中，中国开始创建一系列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等，这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正式起点。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冲击实质性地触动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影响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1912年，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表示：“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国家大学，代表全国最高教育，为一国观瞻所在。务使百科咸备，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7]29。他还说：“日本以数十年之力经营东京西京两帝国大学，今皆有声世界矣。此其明证，未尝不可取法也。”[7]29胡适所关注的首推西洋名校，但东洋名校亦在其中。这一时期，许多中国名流在论及域外名校时，几乎都很自然地把东京帝国大学(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放在欧美名校之后，作为中国学习的对象之一。 在大规模输送赴日留学生之外，中国还大量聘任日籍教员。1901年，李鸿章决定向日本聘请2000名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此后，日本方面选派大量师范学校及专科职业学校毕业生来华任教。1906年，在华日籍教员总数不下五六百人，遍布南北各级各类学校。[8]京师大学堂仿照东京帝国大学的模式，还聘请了大量日籍教师，其科学方面的课程内容及教材均主要由日本教习拟定。1902年9月，该校聘请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助理教授服部宇之吉、京都帝国大学(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法科教授严谷孙藏，分任师范馆正教习和仕学馆、进士馆正教习。[9]79在其他新式学校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日本教习。这一时期，日本学生也陆续来华留学，成为来华留学生的主体(所选学科以传统经学为主)。中国大学在价值取向、学制、思想、人事网络、知识样式乃至课程与教材等方面，都受到日本的深刻影响。在密切的交流中，日本(尤其是东京)成为西方知识入华的中转站，成为近代中国新式学术的渊薮。这对中国学术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部分地形塑了中国人文学术的早期形态和发展路径。蔡元培认为：“现在我等教育规程，取法日本者甚多。”[10]直到新学制实行之前，中国的教育制度仍有深刻的日本印记。时人称：“吾国新办教育，垂三十年。前二十年可称日本化。”[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