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高等教育服务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是大部分个体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相对竞争优势，进入更高收入岗位的主要途径。也正因如此，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对于个体而言非常重要。然而，由于各种禀赋差异，高等教育服务在发展之初，更多为高收入群体所享有，所以会扩大社会分配差距。但是，随着高等教育服务进一步增加，高等教育服务开始向低收入群体溢出，使得低收入群体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服务，从而获得了人力资本提升机会和增加收入的可能。这种情况随着高等教育服务继续增加，低收入群体进入大学的比例会进一步增加，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服务的人口比重差距随之不断缩小，相应带来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扩大高等教育所产生的上述增收效应及其对社会分配差距的改善作用，使其成为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校毕业生是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方面”。相应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体到高等教育服务，就是增强其可及性。然而，上述逻辑在我国还缺乏有力的经验证据，本文将基于我国1999年大学扩招的发展情况，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分位数回归分析实证检验，高等教育服务可及性扩展是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如果有，其在不同收入群体间是否具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否有助于推进共同富裕。 一、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社会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基本达成共识，即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在促进增收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1]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中提出，公共政策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2]根据上述精神，扩大高等教育服务可及性，让更多人享有高等教育服务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这一论断在经验上还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教育被认为是改变命运最稳妥的途径。随着大学逐步普及，教育是否依然可以成为低收入群体走向富裕，进而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的途径，需要新的经验证据。我们不排除有大学生就业难、工资低的情况存在，但接受大学教育在普遍意义上相对于未接受大学教育是否真的不会增收，扩大高等教育可及性是否还能具有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探讨。 根据已有研究，影响个体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3]在所有市场因素中，人力资本水平被认为是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水平又主要取决于个体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也正因如此，学术研究通常使用受教育水平衡量人力资本水平。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一个人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获得收入的能力也就相应越强，个体间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所受教育水平的差距，这种情况在高等教育上表现更加明显。例如，有研究发现，在中国，本科学历的累积回报率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就持续增长，由1995年的42%上升至2002年的165.1%。[4]随着社会财富创造由生产要素驱动转向创新要素驱动，高人力资本对个体增收显得更为重要。对个体而言，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进而获得难以替代的发展能力，就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创造自我竞争优势，实现阶层跨越。为此，有研究指出，发展高等教育是降低社会不平等的均衡器、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推动力。[5] 正是认识到高等教育对个体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作用，发展高等教育一直受到世界各国广泛重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布的《教育概览2017(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7)》显示，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战略，高等教育普及化正在成为各国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也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共同经验。和这种共识相一致，中国也在积极推动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始于1999年的大学扩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99年大学招生规模较1998年净增51.32万人，增幅达到史无前例的47.4%。大学扩招显著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扩招之前的1998年，高考录取率为34%，扩招当年，高考录取率升至48%。高等教育的扩招让一些原本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服务，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广大农村地区尤为明显。1998年，高中毕业生升学率只有46.1%，1999年升至63.8%。其中，农村学生升入大学的数量增长更高。有研究发现，1999年至2005年，我国农村考生考入大学的人数实际年均增长率比城市考生至少高出9.11%。在大学扩招带来的升学效应推动下，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也从1999年的35.8%升至2000年的38.2%。[6] 1999年的大学扩招带来高等教育可及性扩展让受益于大学扩招的群体实现了增收吗？由于高等教育服务享有机会与家庭经济社会状况，尤其是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所以大学扩招增加的教育机会对不同收入群体而言有一定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否会导致大学扩招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产生不同的增收效应？围绕大学扩招的增收效应，相关研究还比较少。从仅有的几篇文献看到，实证结论存在巨大差异。[7]有研究发现，大学扩招为个体收入带来了提升效应。[8]但也有研究发现截然相反的结果。[9]上述矛盾与已有研究使用的方法有关。一是一些研究通过直接比较大学扩招前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教育回报率变化或者以高中毕业生作为参照，判断大学扩招对大学毕业生收入影响，没能有效解决教育内生性问题。二是即使有文献利用大学扩招研究高等教育的收入回报，但所研究的只是高等教育回报率，而非大学扩招的收入增加效应。三是已有研究侧重于平均意义上的收入增长，计量分析也以均值回归为主，鲜有研究关注大学扩招增收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