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3.04.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探索中创造出了许多奇迹，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伴随经济发展律动的高等教育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创造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最令人自豪的就是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过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外延式”发展不是长久之计，在新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等。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国家对高等教育创新的期待越来越高，高等教育承担的使命和责任越来越重大。在这个转型的时代，如何把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时代取得的成就延续，把存在的问题尽快解决，是我们面临的时代重任。因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起步阶段，需要重新审视我国已经走过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总结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和教训，规避高等教育大众化走过的“弯路”，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预警”。 一、回溯与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就与问题 我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超级人口大国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过渡，创造了中外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高等教育规模量的增长为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带来了极大红利。当从大众化的视角回溯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标志性数据。其一，毛入学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199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5%，2022年毛入学率达到59.6%，增幅达56.1个百分点。2002年毛入学率达到15%，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年毛入学率达到51.6%，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其二，高等教育供给能力不断增强。1990年至2021年，我国普通学校由1075所增加至3013所，30余年间增加了1938所。招生数量由60.9万人增加至1138.79万人，增幅达1077.89万人。其三，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在国际上用时最短。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从1941年进入大众化阶段到1971年实现普及化，用时30年；英国、法国和德国实现普及化用时25～27年。我国从2002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到2019年实现普及化，用时17年，普及化进程比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平均快10年左右。其四，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提高最快，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2021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655万人，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1990年的1422人上升到2020年的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0年的6.43年上升到2020年的9.91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劳动力的素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缓解了改革开放初期各个领域人才短缺的局面，总体满足了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 在一系列标志性数据背后，还有许多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制度创新，也可以说是伴随着大众化发展和推进大众化进程的“溢出效应”。例如，高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许多高校都建设了新校区，校园面貌焕然一新；高校类型呈现多元化，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职业院校与职业技术大学、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的格局基本形成；教育信息化能力不断提高，智慧教室遍布大学校园，信息化建设有力支撑了3年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从国际经验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主要是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率先实现，其实现程度基于本国悠久的教育传统、制度安排和国家经济水平，但对一个大国而言，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我国能够在短时期内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关键是在实践中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探索，如恢复了民办高等教育，举办了自学考试和国家学历文凭考试，采取了高校贷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探索了二级学院、独立学院、教育集团等。上述举措在实践中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些具有探索意义的举措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其中的一些做法是典型的“中国实践”，是大国和穷国办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尝试，如果没有这些举措，大众化进程可能不会如此顺利。 但在诸多成就的“晕轮效应”下，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问题开始显现，人们所说的“深水区”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有些问题已经延伸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从表象上看，这些问题似乎与20年的持续扩招有关，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背后有更深刻的原因。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启动过程，在准备上并不十分充分，办学条件并不完全具备，对大众化理论的认识和解读不够全面甚至有些偏颇。但换一个角度思考，即使没有大规模的扩招，上述问题同样存在，这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有关，与既定的高等教育制度设计有关，与对扩招之后可能产生的问题估计不足有关。当前出现的问题，并不应该成为我们否定高等教育大众化成就的理由，因为没有“量”的积累，就不可能有“质”的提升。 我国今天的高等教育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高等教育内部的“自愈性”问题，此类问题主要与高校自身的治理能力相关，这些问题随着高等学校内部改革的不断深化可以自我调节，如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破“五唯”、有组织科研、绩效考核等。另一类是来自高等教育外部的“介入性”问题，此类问题大多与国家政策相关，这类问题往往牵涉面较宽较大，需要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如运用计划与市场调整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高等学校的分类问题，营利性与非营利高校的划分问题、东西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一些做法不同程度遇到了瓶颈，这就需要在普及化阶段对这些探索性举措进行调整，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和扩张方式要保持清醒，我国以往采取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方式和一些制度安排需要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