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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共同体，大学具备实现知识创造价值的组织基础。作为专业共同体，大学得以达致以知识为核心的专业目的；作为利益共同体，大学在创造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确保各主体参与共同事业；作为价值共同体，大学组织建设具备价值理性的引领；作为命运共同体，大学各主体在共同事业中相互成就。但在现实中受制度模式、传统惯习等复杂因素影响，大学内外部各主体间产生了重重矛盾，师生之间“分道扬镳”，基层组织间“壁垒丛生”，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产生文化隔阂甚至对立，即使是教师也发生了内部群体分殊。这导致了大学共同体的整体性分化，大学知识生产的组织基础面临瓦解的风险。重塑大学共同体应是大学改革的重要任务，这要求进行有效的大学内部治理设计，包括以促进知识发展为治理导向，为各利益相关主体实施合作提供共同基础；改变“物化”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探索建立文化驱动发展新模式；强化建立组织信任，为重塑大学共同体提供文化和心理基础；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变，促进大学内部组织协同化建设等。
nnies)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3]。实际上，这种“排他性”其实就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随着大学组织的不断进化和完善，共同体逐渐成为大学的组织结构和存在方式，甚至成为大学的一种精神、一种逻辑。 (一)大学作为专业共同体，以专业发展为共同事业 大学之所以存在并且历经千余年依旧长青，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它始终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这种不可或缺性源自大学所从事的专业活动，即大学应用科学，通过正确的方式与技术结合，有效地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难题；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在科学研究和创新型人才的培育方面，还是在技术的开发应用方面，大学都是为数不多的主要组织实施者，其他社会机构则不具备从事智力生产的基础或优势，即使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部门，也往往无法与大学在学科多样性和人才培养的组织化、制度化及其效率上相提并论。在大学，人们以专业的方式从事生产，并提供着专业的服务，这是大学作为专业共同体的基本逻辑。从应然的角度而言，大学接近于一个纯粹理性组织，以知识创新为终极追求，以促进知识发展为天职，尊重并遵循知识规律以及相应的学术规范，这是大学内部运行的根本要求。当然，大学为了保障学术的中心地位及其有序运行，还会建立相应的服务与治理机制，形成一个学术本位的规制体系，作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一般来说，作为一个专业共同体，个人的立场、情感及价值观等服从于学术中立原则和以理性、效率为中心的科层化规则，并力求两者间的相对平衡。无论是基层组织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在根本上以学术内在要求及其客观标准为依据采取一致行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为大学的知识活动营建了必需的组织环境。 (二)大学作为利益共同体，为各利益相关者创造共同利益 “共同体”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意指城邦设立的市民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共同体是人们通过群体的共同活动来追求“共同善”和“共同利益”[4]，是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诉求和共同利益基础的共同关系模式，也即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能够从中得到各自需要的利益，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达成了一致性[5]。大学之所以成为共同体，是因为利益作为黏合机制促使不同个体或群体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不同个体的共同利益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大学的学术功能。具体来说，大学内部学术群体的学术创造首先为其他群体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没有学术，或者一所大学的学术发展是落后的，那么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受教育者，其都不再具有充分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或者其利益均将受到损害。当然，行政管理者既是资源分配者，也是与外部主体的直接对话者，学术群体从管理者那里获得必要的资源和制度供给，并实现其学术成果的社会化应用或价值延伸。至于受教育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大学办学资源的重要来源，甚至可以说，学生是大学一切功用的来源。可见，大学内部各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的关系，利益是这种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条件，各主体在追求利益过程中客观上实现了共同的或整体上的利益。因此，大学治理者应正视利益作为整合机制的作用，通过治理促进大学创造价值、扩大各主体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协调各主体不同利益诉求间的矛盾与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