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对主体理论的质疑”①关键在于拷问“人类主体运用于自身的理性形式”②，而理性的这些形式恰恰处于“历史内部”③，这个处于“历史内部”的理性形式并“不是从外部加诸认知主体，而是其本身就是构成认知主体因素”④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要考察福柯“对主体理论的重建”(réélaboration)⑤，需要追随福柯的轨迹，在其所展现的多样性历史中，来直接面对这些主体的构造过程。 一、别样意志 福柯对主体问题的揭示，首先并不是从他的那些改变着或印证着各种人文科学领域变革的大部头著作中体现出来的，而是在其所立足的哲学和政治选择中： “对我来说，政治是我选择尼采或巴塔耶经验方式的契机。对于二战后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说，对于没有被战争气息带走的人来说，当面临在杜鲁门的美利坚和斯大林的苏维埃，在陈旧的法国工人国际和基督教民主做选择的时候，应该选什么呢？在这样一个世界，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授、记者、作家或其他是难以容忍的。战争经历使我们迫切需要一个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极端不同的社会。这个曾使纳粹成为可能，并被纳粹撂倒的社会，这个被打包到戴高乐那边的社会。面对这一切，大部分法国年轻人的反应是深彻的恶心。人们不仅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和社会，而且是一个与我们自己相异的社会；人们希望成为在一个完全别样世界里的完全别样的人。因而大学向我们推崇的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的连续理性不能使我们满足，同样，推崇主体至上及其奠基性价值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也不例外。”⑥ 这是关注福柯对“主体”理论问题化研究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化研究不仅是一种想要与过往时代有所不同，想要从中解放出来的意志，而更是对这种意志的反思。福柯1978年表达的这个“意志”，其实在其1954年第一篇关于宾斯万格的梦之解释中就已见苗头，“通过与使清醒意识心驰神往的客体性相决裂，通过重建人类主体的极端自由，梦不无矛盾地揭示了朝向世界的自由运动，揭示了自由得以塑造世界的原始出发点”⑦。与一定客观世界相断裂，重建人类主体的某种极端自由，这就像那个“想要别样的意志”，呼应了福柯晚期对于斯多葛精神性(spiritualité)的研究，比如马可·奥勒留的“使(人的)灵魂(显得)伟大(megalophrosunê)”⑧的分析法，比如塞涅卡的使人变得渺小的综合法。这些从被给予世界中解放出来的主题几乎贯穿了福柯所进行研究的所有时期，这些主题无一不是与一定的意识、一定的我思、一定的主体功能相关联，它们既是福柯本人的又是其所研究对象的意识、我思和主体之作用。 然而这一“在主体面前形成的大窟窿”⑨，这一从公元前3世纪第一个拉丁语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那里就被称作“cogito”⑩的“当即”(immédiate)层面，从福柯1954年那篇文章开始就被看作是某种“整平化和社会化的空间”(11)。福柯对于“我思”自由运动(比如在梦中)的认识并不表现为对另一个世界的构造，“梦并不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经验方式，而是对于做梦主体对此世经验的一种极端方式，如果说这种方式在此意义上是极端的，这只是说存在在此不被宣称为世界”(12)。这一观点大抵来自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在梦的经验里，发现了将做梦者置于梦语谵妄(drame onirique)内部处境的迹象，就好像梦不满足于用图像象征化和诉说之前经验的历史，就好像梦是在经历主体的整个存在”(13)。 对主体整体存在的这个意涵，尽管首先通过我思、意识或沉思主体表现出来，但又立即超出了其诞生之地，即那个对世界进行空洞象征的领域：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是一个意识领域的东西，我思的“无思”(impensé)不是我思。福柯在完成了《古典时期疯狂史》和《词与物》的研究后，在1967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 “我并不否认我思，我仅限于观察到我思的方法论生产力最终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巨大，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是能够完全跨越我思，进行那些在我看来是客观的和实证的描述。尽管人们在数世纪以来就已笃信不从我思出发就不能分析认识，但我不诉诸我思而能够在整体性上对知识的各种结构进行描述，这就是极说明问题的。”(14) 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福柯对于“我思”、意识或主体的否定，其实只是对这些概念的首要(primat)地位的否定。福柯所质疑的，正是存在主义或现象学将“我思”、意识和主体当作知识或人之自由的基础，这种主体哲学认为：在“我思”的基础上，人可以作为其自身认识的对象，从而人可以成为其自身自由和存在的主体。但福柯指出：“这个传说中的人，这个人类自然或这个人类本质更或人类特性，从未有人找到过。”(15) 二、谬误经验 虽然在福柯看来，传说中的“人”在历史上从未出现，但疯狂主体、疾病主体和犯罪主体却充斥着世界。福柯对这些对象的研究共同隶属于将“认知的主体”视为“谬误”主体的同一问题化领域，隶属于福柯对于知识传统领域的同类型研究，隶属于对同一古典和现代时期的研究，这些研究共同构成了康吉兰式的“谬误哲学”(16)。而就“谬误”主体这一问题化领域，《古典时代疯狂史》是一个典型呈现。1961年的《古典时代疯狂史》是福柯的“首要”著作，之所以“首要”，不仅在时间意义上，更是在其几乎囊括了福柯之后研究所有问题的意义上，例如：奇幻想象的迷雾、惩戒社会及其刑罚机构、资本主义的人口功能、基督教主体的悔告供认、人类行为的非正常性、主体性与真理的交互以及自我治理的无能和必要等等。这部著作就像福柯思想的模阵，疯狂问题在其中表现为可以将所有主体理论重置的“生命谬误”。相对于存在主义或现象学的“意义、主体和体验的哲学”，福柯的这部《疯狂史》与康吉兰的《正常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一样是同属于对“谬误、概念和生命的哲学”(17)，它们在另类视角下重新思考和重新提出了主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