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3.02.017 一种根植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模式能否被正当地贯彻于政治理论的建构与实践活动，这在政治哲学的起源处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呈现出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通过对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政治理论的批评，揭示出科学与政治的不同特性以及在二者之间确立分界线的必要性。在历史记载中，活跃于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①的米利都人希波达摩斯主要被描述为一位成就卓著的城市规划师，他甚至常常被认定为“城市规划之父”。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市场，而“希波达摩斯式”至今仍是建筑史中的重要术语，用来指称可能由他创始的、以横平竖直的街道划分而成的网格式城市格局。除此之外，他还被某些古代学者称为天文学家②。在亚里士多德笔下，希波达摩斯渴望对“整个自然”的博学，他又是第一位虽不实际从事政治却讨论最佳政体问题的理论家，数字“三”构成其政治理论的基石。 希波达摩斯将数学、自然科学、城市规划与政治哲学密切关联起来，在他所提议的内容丰富的政治方案中展现了一种可称之为“科学主义”③式的政治哲学思考模式：将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原理强行贯彻于政治生活中，并据此对法律和政治制度进行一番削足适履式的改造。其中，数学的霸权在政治生活中索求过度的精确性，科学的霸权试图像推动技术进步一样激励法律的革新，几何美学的霸权要求城市空间完全遵循整齐划一的理性秩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此展开了多方位的批评，这些批评揭示了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政治哲学的起源。他藉此划分了政治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界限，并呼唤一种政治生活自身需要的实践理性。 一、城市规划：遵循宇宙空间改造政治空间 希波达摩斯是雅典比雷埃夫斯港的设计者④，实际上，他是史上已知的第一位城市规划师。据亚里士多德的证词，希波达摩斯“发明了城市的划分”。尽管建筑史家对于他究竟是不是城市规划的发明者众说不一，网格化的城市设计也可能并非由他首创⑤，但历史文献证明他至少大大推广了这种城市规划模式的应用。 希腊城市的早期建造缺乏全盘的设计，往往先选一块高地构筑卫城，然后环绕卫城向外自发扩展。这种建造方式的出发点是防御：首先将易守难攻的核心区域构筑为堡垒，守护城邦的安全，然后在外围建设市场、剧院、法庭、神庙、柱廊等市政设施。但这样的城市空间格局并非服从一个总体设计蓝图的产物，无法呈现出规则的几何形状，街道和建筑物杂乱无章。与这种居住空间的自发生长模式相反，城市规划是对居住空间的理性设计，作为一种技艺，它把人头脑中构思出来的总体形式施加于土地之上，使得物理空间的存在样式完全符合人的设计。 亚里士多德在勾画自己心目中最好的城邦时也同样借助于城市规划：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从零开始描绘蓝图。他要求城市的选址考虑阳光、风向、水源等问题以满足健康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城市格局要适宜于进行政治和军事活动，尤其在军事上要做到易守难攻，既要便利己方的出入又要使敌人难于入侵。正是基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批评了希波达摩斯的城市规划。后者的“新式”设计要求街道横平竖直，整齐划一。对于其他活动而言，这样的安排既美观又实用，但如果要考虑城邦在战争中的安全，看似杂乱无章、不规则的“老式”街道和建筑格局更有利于防止敌人的长驱直入。亚里士多德的最终方案体现为新旧两种方案的“中道”：城市整体上不能采取横平竖直的新式街道设计，只能在部分区域这样做，其他区域则采用更容易迷惑敌人从而有利防御的旧式格局。如果兼取两种方案的优点，就“兼顾了安全和秩序之美”(1330b30)⑥。 希波达摩斯的城市规划毋需考虑城邦的安全，他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如何使理性的设计有效地服务于人类生活，而是主张理性之美本身：城市空间应当被划分为棋盘格式的完美形状。人类的生活空间之所以要遵循这样的划分和几何图形，因为这是理性秩序的最佳体现，而这一秩序的源头可能并不在人间。在评价希腊人空间组织观念的进化过程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称赞希波达摩斯是希腊世界第一位伟大的城市规划师。他认为，希波达摩斯的城市规划蓝图代表着城市空间理性化的愿望，是对整个人类世界进行理性化规范的总体努力的一个方面。这一观念的根源来自他的自然科学家身份：按照古代的记载，希波达摩斯同时是一位天文学家，曾经研究过天体的运行。而作为一个米利都人，他是同乡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的后继者，伊奥尼亚派对宇宙秩序的观察成为他的重要思想资源。他把宇宙秩序视为一个整体，而人类的生活空间并无特殊之处，也是这一宇宙整体秩序的一部分；或者说，宇宙的自然空间和人类的政治空间是同构体。天体的规则运动为这一整体秩序提供了模板：它遵循完美的几何形状和比例关系。这样一种源自数学和天文学的秩序之美应当直接体现于人类生活之中。因此，韦尔南称希波达摩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表明了“关注天体的天文学和对最佳政治制度的研究以及依理性几何模式建设城市的努力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⑦。 亚里士多德同样欣赏理性设计带来的秩序之美，但他坚持，要从设计者头脑中的城市、从纸上的蓝图转化为地上城市的样貌，必须考虑城邦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在他设想的最好城邦中，每位公民都应当具备完善的德性，他们过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人类理性的生活。但即便如此，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设想一个超出人性可能性的城邦。城邦仍然必须考虑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安全，这是最紧迫的必需之事，因为最好的城邦也可能有外部的敌人，在追求德性的高贵和生活的幸福之前，它必须首先保证自己的生存。要满足这一基本需要的政治空间，不可能遵循对来自宇宙空间的理性秩序之美的单纯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