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

       中图分类号：K03；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3)03-0081-11

       学界对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方面：一是考察近代中国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历史过程；二是研究特定历史阶段的民族复兴思想；三是研究代表人物的民族复兴思想；四是对重要政党与民族复兴思想的研究①。这些研究不仅加强了对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的反思，而且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抗战时期民族复兴思想的考察，推进近代中国特定时段下民族复兴思想个案研究。学界有关侯外庐的研究多从史学史、思想史入手，而涉及抗战时期他的时论中所反映的思想的研究很少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以前对侯外庐著述缺乏整理外，还与研究视野局限有关。但随着侯外庐著作的整理出版③，相关研究才有所推进，但是总体仍然不足。

       在国难深重的抗战时期，侯外庐除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民族的独立自由外，在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背景下，将近代以来独立富强、社会转型进步等民族复兴的主题具体化为对抗战建国、民族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思考，发表了《抗战建国论》时论文章，从抗战建国、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复兴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看法，形成了抗战背景下独特而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特点和独立思考。今年是侯外庐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侯外庐先生的崇敬与纪念。

       一、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过程与思想来源

       “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经历了从清末的萌发，经五四时期的发展，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④。虽然实现民族独立富强和社会转型进步，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永恒主题，但是在近代不同时期要面对的具体问题和阶段性任务则多有不同。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国人对民族复兴涉及的很多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如民族复兴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全体，民族复兴的具体方式也不断过渡和转化。

       19世纪末，孙中山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梁启超亦提出了“少年中国”的梦想，国粹派提出“古学复兴”主张，等等。可见，清末“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说法，但中华民族的衰而复振是当时各个思想流派、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共同愿望，他们以不同形式、不同话语表达了重新振兴中华民族的诉求”⑤。此时正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及相关话语萌生之际，面对的是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等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政治改革问题，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等提出了不同的民族复兴要求。五四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得到发展的时期。民国建立后，尊孔读经、复辟帝制的沉渣泛起，民主共和有名无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发生等背景下，胡适等发起新文化运动，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梁漱溟等提出复兴东方文化的主张，王光祈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等。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人和现代新儒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及马克思主义者等通过各具特色的话语表达提出了多样化的民族复兴思想内容和具体方案。

       可以说，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人们以不同形式、不同话语阐述了民族复兴的思想和理想。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最终在抗战时期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凸显与呈现。侯外庐1903年生于山西省平遥县。自幼在祖母影响下，饱受传统道德的教育，“我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重的个性，我一生追求信仰、理想、事业、知识……一切美好事物的执着，或许可以说正是形成于受教祖母的时代”⑥。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心忧天下等文化基因铸入了他的血液中。少年时代，侯外庐最喜欢读的书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除了启迪思维，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他的爱国情绪。他一生为民族复兴和民族前途思想、写作和行动，都与早年受到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密切相关。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后的大学时代，对侯外庐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强烈的爱国心所驱使”，侯外庐加入学生运动的行列，并“开始渴望变革”。但此时他对革命的认识非常模糊，思想甚至混乱，不过从新知识中寻找方向、寻求力量的意识非常明显。《新青年》、《新潮》等充满民族复兴思想的杂志，不仅打开了侯外庐的视野，而且激励着他对新生活的开辟，“我开始向往一个没有压迫的世界、一个新的未来”⑦，这种渴求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变成了现实。

       五四后的大学时代，对侯外庐抗战时期民族复兴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这一时期他逐渐找到了追求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大学时代他就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尤其是在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了翻译《资本论》的道路，“我向他表白了一个酝酿已久的心愿，想翻译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一则自己可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二则为国内翻译亟需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出点力。对此，大钊同志表示很赞成”⑧。1928年，侯外庐始译《资本论》，能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他的学术研究和民族复兴理想有重要影响。他后来回忆正是“那段为《资本论》、为政治经济学孜孜苦斗的经历”，使自己“赢得了理论上的武装”，构成他思考问题的真正支柱。1930年侯外庐回国，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他读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而开始转向史学研究道路”⑨，使他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坚信中国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从1932年开始，侯外庐“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⑩，相继写出《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主编了《中国思想通史》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民族化，同时致力于探讨中国民族独立和革命的前进方向和道路。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