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3)02-0087-1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大幕，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都调整着各自的政策，国共两党亦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①然而，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因始终遵循着各自的政治学说，守护着各自的核心利益，从而注定了其合作之路必将历尽风雨。②以往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对皖南事变、晋西事变等重要事件的考述③，对于僻居甘肃陇东地区的国共之争少有关注。虽然笔者曾对陇东事件与国共关系之演变进行过初步研究④，但限于篇幅及史料的限制，很多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鉴于此，本文以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甘肃陇东地区的纠纷为契点，以甘肃省档案馆馆藏的“陇东问题”档案为依托，从国共两党的互动文电中追寻陇东事件的动态过程，分析中共在甘肃陇东地区扎根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并从国民党一方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发展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扎根：从乡村进驻县城 国共两党之间有条件有限度的合作关系，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发生着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的变化，其主要体现在国民党对中共力量迅速发展的态度变化及其应对策略上。抗战之初，陇东地方政权呈现三类区域：一是八路军的恢复区，即原为苏区或游击区，后被国民党军占领，现被八路军收复者；二是国民党军撤退地区，这一区域之地方政权亦交由八路军接防；三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统一战线区域。⑤这三类区域交相呼应，犬牙交错，构成了抗战初期陇东地区政权的基本形态。就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力量分布而言，此时国民党几乎垄断着陇东地区各中心县城的全部行政权力，而共产党的力量则主要集中于陇东县城之边缘地带。不过，八路军入驻陇东为此后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坚定的武力保证。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国共两党经过紧张谈判后，国民党最终将“陕西之肤施、延川、保安、安塞、定边、安定、靖边、延长、甘泉、鄜县、栒邑、淳化、葮县、清涧，甘肃之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环县，宁夏之盐池等二十县”，划拨为八路军的募补区。然而，对于募补区的性质，国共两党有着各自不同的界定。国民党认为是为“适应战时需要，临时划定，随时可以军委会之命令改变”，且在募补区内，八路军所有工作人员，“除招募新兵外，亦不得干预地方行政”。⑥但共产党方面认为，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即已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⑦，那么凡经陕甘宁边区组织之乡镇，则“皆属边区管辖”。⑧ 由此可见，对于八路军募补区性质的不同界定，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一个缺口，也成为潜伏于国共合作背后的暗礁。国民党陇东当局为遏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不得不用尽手段，而共产党为了在陇东边区扎根和发展亦不得不拼尽全力。国民党希望共产党的力量尽可能地压缩在陇东县城的边缘地带，而共产党工作人员则借助民众团体及八路军的有力支持，逐渐将力量拓展到陇东各县之中心区域，共产党必欲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成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陇东地区政治生活的主题。 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成长经历略有不同，在陇东地区，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在全面抗战之初已露端倪。早在1938年1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即密电第三区行政公署称：八路军在该区之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环县的活动已非一日，且上述各县的民众团体，几乎全部被八路军所主持，一切民力之发动，几乎全部被八路军用作对付国民党各县政府之利器。鉴于此，甘肃省政府拟定应对原则有三：一、确定为合法的民众团体，各县政府应设法予以协助；二、曾经被八路军主持但已经改组的民众团体，各县政府既要适度协助，亦要加强监督；三、被八路军主持且未经改组的民众团体，各县政府应限制其活动，并设法予以改组。⑨由此可见，自八路军入驻陇东后，共产党在陇东边区的民力发动及其政治影响已触动到国民党的敏感神经，为了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甘肃省政府试图以柔性的遏制政策，以国民党行政专署、县政府的力量，干预和改组中共领导下的民众团体，以便达到掌控县政府的权力及限制中共力量发展之目的。 然而，国民党的遏制政策并未阻断共产党力量向中心县城的发展之路。据合水县长董寄虚于1938年10月19日报称：“合水毗连陕北，早成特区。自职莅任，于万分困难中严密保甲，训练干部。”不过，自本年9月18日之后，八路军三八五旅调兵一营，入驻合水，“驱逐保安队，强占城防，威迫县府，遍地布岗，横施搜查，破坏行政。……职抱病支持危局一月，现病势更重”，恳祈省政府“速派员接替，并乞调军镇摄”。⑩第三区专员贺其乐闻报，“即派与共党关系极深之度时前往调解，并暂代县长，八路军以已达目的”，遂愿与之和解。(11)由此可见，时至1938年10月，合水县已在八路军的有力掌控之下，尽管合水县政府及第三区行政专署极力干预，试图夺取行政权力，但从上述呈文中不难发现，国民党欲夺回合水县之军政权力的机会已属渺茫。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在陇东边区的消极防御态势，1938年11月21日，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恳请其可否将“畸形发展之边区政府即日结束，以杜纠葛”。然而，朱绍良试图以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义取消中共边区政府合法性的提议，显然为时代和情势所不容，因此孔祥熙也只能复电劝慰，令其在“不破坏精诚团结及维持行政权统一之原则”下据理交涉。(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