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23)02-0024-12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考察时指出，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敬仰、汲取、借鉴，三个关键词意味深长，联系到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都反复强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论述，指出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中华文化智慧开创治国理政新境界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高度为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诠释的方法论视角。 一、现代阐释学意义下的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 解读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需要首先阐释清楚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个核心概念。然而，目前学界阐释的“治理”一词，更多本源于西方“governance”一词，来自西学体系下的概念认定。一般大多引用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在一份权威报告中的界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从概念架构上来讲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文化等要素。而从汉字文义及语言源流的角度看，治理一词由“治”“理”二字组成，二字含义各有其源。“治”本为河流名称，《说文》：“治，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后引申为管治河水、管治国家。“理”，本义是指攻玉的方法。《说文》：“理，治玉也。”指沿着玉石纹路切割，后引申出正疆界、设官职、按理行事等义。治、理二字连用，最早可见诸《荀子·君道》“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韩非子·制分》载：“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之后“治理”语义相对固化下来，多指对国家的有效管理。语义上的差别带来的是研究理路上的巨大差别，即研究中国古代治理思想这一课题，到底是以西方现代话语体系来解释或肢解中国古代经典思想，还是以中国古代以经—传记—注疏—义理为结构的所谓“阐释学”(即所谓“解经”的传统)理路为主，又或以中国古代典籍的语境“以心会心”梳理其思想脉络、“唯圣识圣”诠释其思想精髓，阐释其古为今用的理念和思想智慧，形成当代中国的阐释话语。这是阐释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一核心理念的三条分析路径。这其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西方理路还是中国古代的“解经”的传统，都难以让我们满意阐释的结果，因为它难以解释中华文明五千年何以延绵不断、中国古代何以只有王朝更迭，而国家治理结构却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一世界历史上的独特现象。这背后的问题其实是如何在现代既定的治理学术框架内讨论中国古代治理问题，或者说，更本源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性的现代阐释是否必要，以及中国古代治理思想是否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因此，有必要借用现代阐释学的思考方式与文献分析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思考、再认识。 在西方，阐释学①(Hermeneutics)是一门源于古希腊的古老学问，从一开始就与经典文本的解读有着不解之缘。最初，它被用来解释古代的典籍与作品，包括《荷马史诗》和其他古代诗人的作品。到中世纪，解释范围扩大至《圣经》经文、各种法典和其他史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经过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胡塞尔(E.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至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阐释学终于发展成为一门基本的哲学方法和理论，成为当代最具活力的哲学思潮之一。 历史悠长、文典灿烂，又经学发达、擅长注释的文明形态，使中华文化成为一部前后相继、代有解人的阐释史②。春秋以后，诸子蜂起，相与辩说，考核名实，如火如荼。中国古代发达的经学和由此而繁衍长盛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校勘辑佚、典章目录学等学术，虽然并未能生发出一门独立的有关一般“理解”的普遍性的“技艺学”来，但是中国两千年多年来注释经典的传统为建立现代中国阐释学提供了丰沛的思想学术资源。纵观中国哲学和思想的阐释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哲学和思想受西方哲学和思想研究范式的影响而形成新的话语方式和叙事框架；二是在民主共和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语境中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三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给予中国哲学和思想一种新的时代阐释，使其在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焕发出活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沿着中国现代阐释学的学术脉络，重新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一理念做一现代阐释。将现代治理理论的逻辑架构与中国古代治理思想的二元结构形成文本上的互动与内容上的交融，在传统中国典籍与现代学术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让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理念与思维在经典与现代阐释的双向互动中产生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而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现代阐释学的话语体系下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这一核心价值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它与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治理制度和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三大历史叙事框架密切相关，亦即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与结构的变化，可以从中看到家国天下的国家治理结构、修齐治平的国家治理理念、大一统与因俗而治良性互动的治理制度、以人为核心的治理秩序等内容始终贯穿于上述三个历史叙事框架中。这些框架与话语体系构成我们在当代重新阐释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文献与思想资源的依据和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