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中—西时代”的“知识转型”与“知识悲歌”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由“北京共识”开启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以来，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将其称为“从‘古—今时代’向‘中—西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从2021年开始，中国开始正式进入“中—西时代”)。所谓“古—今时代”，是指以推进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市场经济改革)为主导，把“古今问题”(古今之争)放在了比“中西问题”(中西之争)更优先地位的时代。相应地，“中—西时代”则是把文明间的“中西之争”看得比文化内部的“古今之争”更为紧迫和重要的时代，也即是把中国的未来在更大程度上与中国的过去(以儒家为代表的古典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传统)，而不是西方的现在联系起来的时代。如果说，“古—今时代”(1978-2012年，特别是1992-2003年)的主题是现代化，与西方的关系是“学习和尾随”，那么，“中—西时代”的主题就是民族复兴，与西方的关系则是“对话和超越”。① 与中国的发展整体上进入“从‘古—今时代’向‘中—西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相适应，中国社会科学开始进入邓正来所谓的“知识转型时代”，即从可上溯至19世纪的“知识引进”阶段，中经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模式的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与国际接轨”的阶段，到“走向世界”的历史阶段。 “走向世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绝不仅仅是此前三个阶段的自然延续，而在根本上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在此一阶段必须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这样的判准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研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所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影响它们的目的。② “中—西时代”之所以内在地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乃因为“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是就是重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③。然而，正如郑永年指出的，“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④郑永年进一步分析了知识甘愿成为其他事物附庸的主要表征：知识的道德化(道德拜物教)、知识的权力化(权力拜物教)、知识的金钱化(金钱崇拜)、知识的名誉化(名誉拜物教)、世俗主义的宗教化(“主义”拜物教)、社会事物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知识的神秘化(巫术崇拜)、知识的娱乐化和知识的虚假化等。⑤ “知识转型”遭遇“知识悲歌”——这一带有反讽意味的吊诡，堪称“中—西时代”制约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瓶颈。邓正来为此开出的“药方”，是以对中国的深度研究推进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质性对话。郑永年则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发扬“争智于孤”的品格，以解释中国现实的能力获得知识分子的“权力”。两位前辈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深切自省和谆谆告诫，于我心有戚戚焉。在本文中，我拟遵循两位前辈勘定的思想立场和学术框架，以政治哲学研究为例，谈谈以“阐释政治哲学”(interpre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的知识形态，切实推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之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的取向(orientation)和取径(approach)，以期通过理论上的澄清助益于实践上的进益。 让我们先从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Chinese discourse of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须内在具有的三大功能说起。 一、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的三大功能 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中，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堪称最基础的要素。如众所知，中国正在探求一种有别于(甚至超越于)西方模式的“他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道路。这一道路能否真正成为广受认可的人类现代文明新形态，端赖于其承诺和践习的政治哲学能否赢得国民认同、社会认许和国际认可。这在根本上乃因为，一种现代文明秩序的政治哲学承诺，集中体现了其集体文化认同(“我们是谁”)，是其能否赢得文化间性承认(intercultural recognition)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要中国本身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权还是很难建立起来”⑥。如果说，一种现代文明秩序的正当性(rightness)依系于其道德承诺(moral commitments)，即对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主要关涉权利(人权)和自由保障的正义事项和正当化压力的有效回应，那么，其可欲性(desirability)则有赖于其伦理承诺(ethical commitments)，即对政治共同体之文化认同的积极捍卫——需要马上补充指出的是，“奥斯威辛”之后，任何政治共同体对其文化认同的捍卫都不再是没有边界的了，相反应把文化认同的可欲性建立在最低限的正当性基础之上，从而避免对文化认同的捍卫逾越文化之不可替代的正当性界限，滑入文化(价值观)优越论意义上的民族沙文主义。⑦从学理上看，中国正在探求的“他种现代性”道路，只有“能够创造一个在规范上更为优越的‘他种现代性’”时，始能作为具有政治哲学意义的多元现代性事实赢得文化间性的认可，因为“并非每一个文化差异的模式都是可以获得证成且善好的”。⑧换言之，中国的现代转型道路要想获得文化间性证成，必须探求一种在政治哲学上更能充分实现现代性之规范性承诺的现代性理念、制度和实践模式，即一种充分“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性模式的“他种现代性”模式。⑨如果说，表征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人文社会科学话语是由人文社会科学共同贡献的，那么，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就是其中最具基础性的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具有文化间性的话语影响力和话语塑造力，是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获得跨文化影响力和塑造力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是建构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第一哲学”。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