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23)01-0125-10 [修回日期]2023-01-10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将市场化取向的“宏观调节”与行政色彩较浓的“宏观控制”两种提法有机结合，形成了“宏观调控”新提法①，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中央“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1]。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基本框架业已形成，宏观调控的目标、工具和机制趋于成熟，基于我国实践的宏观调控思想、理念和经验持续积累，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国情世情发生深刻变化，前进道路上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环境，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为新发展阶段的宏观调控指明了方向。此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对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进行了系统谋划。本文拟在总结我国宏观调控特色的基础上，对新发展阶段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重大原则、重要途径和基本遵循和根本遵循等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 一、“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 经过四十多年的探索，中国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工具和施策取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一)政策目标：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宏观经济学是一个学科范畴，其主要任务是在给定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之下，分析总需求的短期波动导致的实际经济运行偏离潜在产出水平和非自愿失业率攀升等现象[3]。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指通过实施总需求管理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的一类特殊的稳定化政策[4]。进一步看，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后发赶超和工业化进程也已结束。在转型与发展两大任务均已完成的前提下，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聚焦于总量平衡和稳定增长；相应地，宏观政策的目标任务也趋于单一化，即运用总需求管理工具拾遗补缺、弥合产出缺口，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重总量轻结构、重短期轻长期、重需求轻供给、重态势轻机制。 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多元化的，涵盖改革发展稳定三个维度。决策者需要在保持宏观稳定的前提下，同时推进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两大任务。从长期看，改革发展稳定是辩证统一的：改革为发展和稳定提供体制保障和动力支撑，发展为改革和稳定提供物质基础、拓展回旋余地，稳定则构成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在短期内，三者之间也有相互掣肘的一面：追求稳定可能会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强调发展速度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和大起大落，深化改革也可能触动既得利益，进而对经济社会稳定带来压力。Aguiar和Gopinath(2007)的经验分析证实，剧烈的结构性变化导致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潜在增速呈现强幅波动态势，从而阻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宏观稳定的实现[5]。鉴于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复杂关联，宏观调控决策者必须结合改革和发展的现实状况来讨论中国的宏观稳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是联结改革发展稳定的一套政策框架，力图从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实际出发，突破西方经济学中的稳定化政策的窠臼，促进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和宏观稳定三大目标的协同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6]。从中可见，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任务既有总量平衡，又有结构优化；既有短期平稳波动，又有长期持续发展；既有防风险，又有稳预期；长短结合、总量与结构并重、态势与机制兼顾，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各个方面。在实践操作中，决策者根据具体情况在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经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等多目标之间统筹考量，把握动态平衡。 (二)政策工具：以多样化工具实现多重目标 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意味着宏观调控需要兼顾多重目标。政策目标的增加意味着政策工具箱中的工具也要相应增加，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必然要求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趋于多元化，以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这表明中国致力于建设计划、金融与财政“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体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7]。这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三位一体”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上，我国正着力构建并完善由三层架构组成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一是作为战略导向的国家发展规划，二是作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三是作为必要工具的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其他政策。在这一体系中，既有西方发达国家常用的稳定化政策工具，用以实现宏观稳定目标；同时又有体现中国特色的国家中长期规划，用以引导市场预期、凝聚社会共识；还有产业、就业、区域等非常规政策工具，用以实现结构调整、风险防范、民生福祉改进等多重政策目标，构成中国宏观调控的一大特色。 (三)施策基调：稳中求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论。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是在存量与增量关系的动态变化中实现的。存量应具有总体上的稳定性；而增量只能在存量“稳定”的基础上通过“进取”来实现[8]。“稳”的重点是稳定经济运行，“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单纯强调熨平波动的稳定化政策理念相比，彰显中国特色的“稳中求进”总基调蕴含着更加丰富的内涵：既强调宏观调控“要稳”“有度”，又不片面地强调“稳”，而是将“稳”与“进”有机联系起来，把宏观经济的“稳定”作为在促改革、调结构、转方式等方面实现“进取”的基础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