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坚信，宁肯是一个典型的书写北京的作家。表面上看，宁肯的书写重心是在西藏，他在北京出生、长大，1984年至1986年去西藏教书，他早年写的诗歌里有直抵灵魂的精神力量，这是西藏赋予的。西藏给了他巨大的惊奇，颠覆了他对世界的感受。宁肯在一篇访谈录中说：“我想从高处了解这个世界。”①这个高处，是西藏给予他的，在宁肯这里，西藏既是地理的，又是精神的。北京是平原，世界屋脊给了他俯视平原的自信。他的长篇小说《天·藏》写的是一个北京的知识分子到西藏支教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他站在中西哲学的高度对西藏的精神特质作了形而上的解读。而在这一部被扎西达娃称为“描写西藏又超越西藏”的精神之书里，我看到了“北京”的面影，“北京”躲在了文本后面，构成了这部书的巨大的隐形基座。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宁肯写了许多有关西藏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西藏圣洁、神秘、辽阔、高远。同样我在宁肯的这些书写西藏的散文里，读出了“北京”，那种特有的开阔和辽远，那种对时间和空间处理的敏感，大约只有“北京”才会给予他。 《城与年》系列中短篇小说是以回溯的视角，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镜像写成的。当然，这不是宁肯第一次写北京。他的《沉默之门》也是写的北京，那是写的1980年代末的北京，围绕着一个叫李慢的精神史展开，里面的疯癫与疗救，隐喻了一代人的精神走向。而《城与年》系列小说则把时间往前推了四十来年，表现的是1970年代北京城南的日常生活，那时宁肯只有十来岁。而在有关北京的书写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生活，仿佛已被作家遗忘，只留存在发黄的旧照片、尘封的档案里。 有意思的是，在《城与年》系列小说写作之前，宁肯写了一系列有关北京的回忆性散文，结集为《北京：城与年》，里面的《探照灯》《城墙》《防空洞》《1969年的冰雹》等篇什，直接构成了《城与年》系列小说的核心意象。散文集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贫乏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孤独的少年，乃至屋顶、大黄猫等许多人与事，都重现在系列小说中。两种不同文体的《城与年》相互碰撞，产生了强烈的互文效果。 侏儒、疯癫、马戏团：一个特殊年代的隐喻 正如小说题目所蕴含的时间与空间内容，《城与年》系列小说有一种特殊的沧桑感。这种沧桑感超越了个体生命，超越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指向历史深处，包含深刻的政治文化隐喻。宁肯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比北京老”②。这里的“我”不仅仅是指生命的个体，还指涉一个包含着巨大时空的主体。这个主体洞穿了具有800年建都史的北京城，上溯到更为深邃的时光深处，这本身就隐含着对整个民族的思考与追问。 与宁肯的其他作品不同，《城与年》系列小说的叙述人是一个侏儒。这之前宁肯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强悍的精神意志，如《蒙面之城》中的马格，《沉默之门》中的李慢，《天·藏》中的王摩诘。这些人物具有卡里斯马特质，有强大的内心与超强的意志，特立独行，不被流俗所左右，很像鲁迅《铸剑》中的黑衣人宴之敖。他们活跃在1980年代至新世纪，是新时期以来时代精神的表征。而面对《城与年》所表现的那个年代，宁肯放弃了伟岸挺拔的主人公形象，塑造了一个侏儒少年主人公。从精神到肉体，这都是一个发育不全的十足小矮人。“身高不足一米，大脑袋小身子，四肢像藕，除厚嘴唇有点像黑雀儿爹，不像这家任何人。干脆不像人，但也不像猩猩，两者之间。”③“我”出生在多子女家庭，哥哥黑雀儿，还有四个姐姐。父亲是在一家社区医院做杂役，蹬板车揽一些杂活，下班后兼捡破烂为生，母亲疯疯傻傻，一家八口挤在一间平房里。在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爱的环境里长大。那不是一个思考的年代，也不是拥有知识的年代。“我”不可能像《天·藏》中的王摩诘那样饱读诗书，思考宏大的中西哲学问题。“我”只是一个贫乏时代的记录者。侏儒的身份，决定了“我”只是一个被围观者，是时代的“展览品”。这样一种侏儒的视角，贯穿了《城与年》9篇小说。采用这个视角，作家显然是有意为之。对那个时代，发育不全也许是最恰切的比喻。宁肯说：“侏儒是超越性的视角，超乎其外，又入乎其中。对于一个不严肃的时代，你怎么可能严肃地叙述呢？”④ 对于人的呈现，宁肯不仅仅写精神与肉体发育不全的侏儒，还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人的“动物性”一面。叙述人“我”的外号叫“猩猩”，后改为“黑梦”。蹬板车的父亲，有外号“骡子”。“本来脸就黑，再日晒雨淋比别的同行更有一种沉重的黑，不是古铜色，与通常的枣红马还不同，马有光泽，确切说更像骡子，因为骡子没有光泽。”⑤如此触目惊心地描写人的动物性，在别的作品里还是很少见的。“蝈蝈用脚尖挑黑雀儿的下巴，刚果雄浑的身体一如既往跑过来，但一看就是非掠食动物：憨笑，点头哈腰，转脸又像掠食动物——顺手看都没看黑雀儿就给了他一耳帖子，非常准，黑雀儿应声倒地。这种身手要是给蝈蝈一下一样趴下，但跨着科属，根本不可能，一如大象不可能攻击鬣狗。”⑥这一段在土站的描写，毋宁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打斗，更像是动物之间的肉搏。当然，人的动物性是时代给予的。人的粗与野、文与雅，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文革”年代，人的动物性被充分释放了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喻的写法。宁肯这样写父与子的对峙：“但就像两种动物不在大小，食草的大象与掠食动物不能同日而语，反正刚果至少前世是大象，黑雀儿类似鬣或豺一类，豹都谈不上。”⑦家庭成员之间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动物性，没有人伦的温情，甚至没有道德的底线，这难道不是那个荒寒年代的鲜明标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