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的《野葫芦引》系列第四卷《北归记》，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国共内战中的北平明仑大学的故事——这是一所真事隐去而托名虚构的大学，其原型主要是从西南联大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在“大局未定，天地玄黄”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北平学院知识分子的生活是耐人寻味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平津等地的学生运动为进步力量开辟了第二战场，大大宣传了中共的主张，推动了对革命的拥护，促进了最后的全国解放的到来。学生富有革命性和历史正当性的抗议运动，以及在学生运动的进行中学院教师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人生选择，也同样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重要的过往。在后期的西南联大，已有了不少教师同情左翼力量，现在学校复员，学生运动继续，更多的教师也投向了左翼阵营。而那些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们或追求进步，或歧路彷徨，或立场保守，都经历着程度不同的思想斗争，最终在1949年北平解放的时刻，人们有了留平或再度出走的不同选择，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不同生命境遇，也影响了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这些历史过程在《北归记》中均有程度不一的艺术表现，而在小说的这种历史的再现/发明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宗璞本人的立场和判断，更可以看到“革命”和“学院”两种不同力量的博弈。宗璞作为清华教授冯友兰的女儿，作为在后来经受磨难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后代，其立场是鲜明的、尖锐的。但这是小说家言，代表的是个体面对大时代作见证的“诗史”的逻辑，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一种观察角度。而本文要做的，除了梳理宗璞的逻辑外，更要加入其他同时代人的所见所感，力图把历史的复杂性做一种还原，从而在诗的纯粹与史的驳杂的对照中看到小说生成的肌理。进一步，如能在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和立场的辩证中理解诗与史，那么或许对我们理解宗璞文学的特殊抱负，以及这一抱负面对时代构造的展开与得失，都不无启发，这大约也是“诗史”的经营者渴望被后世阅读的方式吧。 一、小说内外学生运动的两重面孔 1946年夏天西南联大复员回到平津。复员以后立即面对的问题，是学生的安置、教学和生活设施的建设、新学期能否顺利复课等。国民党的“甄审政策”引起了北平滞留学生的不满，他们和内迁大学复员回平学生会合，学生运动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学运力量和中共有着精神和组织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学生运动组织者、参与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作为“职业学生”活动在校园中发展势力。① 北平内战时期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学生运动，大约有六次。《北归记》对其中的两次有所涉及，分别是“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罢课大游行，以及北平各校反对“八一九”大逮捕的斗争。考诸史料我们发现，在内战时期的多数人看来，学生运动是积极的、正义的、有效的。无论是当初的校园师生和社会各界写下的表态和议论文字，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大学学生、老教授家属们的回忆文字，大都把学生运动看作国统区反蒋第二战场，并肯定了学生们追求民主、自由的热情。《联大八年》纪念册在总结西南联大时可以不无骄傲地宣称“联大造运动”，进步教授李广田的后人更自豪地回忆“八一九”反搜捕斗争道：“这时父亲和另几位教授在‘陪同’反动军警一起搜查学生宿舍，反动军警哪里知道，此时的李广田已经是地下党的成员，党指示他，以教授身份出面，‘团结知识分子，保护学生，不能让反动派抓走一个人’。”②就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面对“八一九”大逮捕，也一起致信政府称：“若用军警入校，则适、琦极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亦必一致攻击政府。”③从胡、梅校长的保护学生运动，以及进步教授的掩护学生，已可看出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倾向性了。这也难怪，在物价飞涨、时局动荡的二次内战时期，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反逮捕、反美扶日的主张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也是能戳中多数中国民众内心渴望的。 但宗璞的《北归记》在学生运动这一问题上，似乎别有幽怀。在《西征记》结尾她已有所铺垫，那就是抗战胜利后学生主人公孟灵己的态度：“孟灵己远不如以前活跃，而是专心研究数学。她似乎对人生有了看法，认为激情是很表面的东西，愿意多作思考。”④孟灵己曾作为护士参军亲历滇西一战的生离死别。现在学生上街游行，是最需要巨大的激情的集体行动。为什么“激情是很表面的东西”呢？我们要关注《野葫芦引》学院本位的思想理路。 《北归记》中写了在1948年的频繁罢课运动中明仑大学一部分师生特殊的态度。一次罢课将至，孟灵己看告示时遇见冷若安，两人都是数学系青年教师，冷若安表示要去上课，孟灵己说道：“你不觉得这样做和集体的行为差得太远吗？”冷若安说：“我只是觉得上课很重要。学生不能上课，好像有点委屈。我并不愿意成为集体的对立面。”⑤随后在家里，孟灵己和弟弟、明仑学生孟合己谈话时问：“你觉得不上课可惜？”合子道：“当然，当然可惜。每一门课的每一堂课的内容都是连接的。前几次罢课以后，老师为了省时间，跳了一些，就有跟不上的感觉。不过，这是小事，争取民主，打倒腐败专制的政府是大事，我觉得罢课还是必要的。”合子的话是希望求知的青年的时代表态，体现出“罢课”不只是一种战斗方式，还是一种牺牲。学生运动本身就是凭借有知识有觉悟的青年发动的，建国也需要有知识的建设者。而小说中一个学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季雅娴热衷于运动，根本不想上课学习，也可见宗璞微妙的褒贬。 但《北归记》接下来的情节发展把问题变尖锐了。第二天罢课开始，两个学生乔杰和“蝌蚪”仍然去上了他们很喜欢的老师柯慎危的数学课，这样一来，他们和其他上课同学被膳委会禁止在食堂用餐。膳委会的说法是：“破坏罢课，就是破坏民主运动，他可以到别处去吃饭。”学校觉得膳委会不妥，校领导们讨论后，“大多数人认为饭团不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吃饭是不对的。罢课这样频繁，学生想要学习，也可以理解。争取民主最好少用罢课的方式”。⑥这个意思由孟弗之起草布告宣布后，“同学们围着看，很快便有一些大字报反对这个布告，还攻击孟弗之，说校务会议是被人操纵”。⑦ 其实，《北归记》和其他一些历史参与者、见证者的不同角度与不同观感，并不完全是阅历的差异，还有在当时、以后的立场和选择。冯友兰在20世纪40年代并不算进步色彩突出的那类教授，和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等比起来，冯氏多了很多与国民党高层尤其是蒋介石本人的过从。冯家的交往和政治态度必然影响到宗璞。宗璞当初也曾参加过南开大学纪念闻一多的社团活动，并在会后写了纪念诗歌，但她在内战时期的一些创作还是颇有对时代主题的游离之感。宗璞不是学生运动风口浪尖上的参加者，反而在解放后交出的毕业论文里讨论着英国作家哈代文学中的天命无常。她不完全是《红豆》中那个成长为革命新人的江玫，而是此时段一直在学院、爱学院、后来又写学院的教授之女。宗璞认为，学校本分是教和学。在宗璞这里，她的不适之感最终是变成了对学运干部的品质瑕疵的刻画描写而表达了出来，当然她从《红豆》中的投入集体而新生，到《野葫芦引》里“激情是很表面的东西”的说法，中间起作用的必然有一些心理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