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中其人　　

      

      “李秉中”是《鲁迅全集》的书信和日记中出现多次的重要人名，贯穿于1924年1月至1936年7月。此前学界对李秉中的关注，依据的文献以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为主，并无当事人李秉中的陈述文字。现从南京版《新民报》1936年10月26日第4版钩沉出李秉中的纪念文《鲁迅先生遗书一束》，并结合鲁迅去世后他致许广平的两通信札(1936年10月20日、1937年6月21日)，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秉中的为人与处事，以及他对鲁迅真挚的师生情感。《鲁迅先生遗书一束》写于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一周内，本属悼念与纪念性质的文章，但并未收入追忆鲁迅的相关资料汇编。李秉中接受《新民报》总主笔罗承烈之约请而写此文，内容可信度较高，亦透露了与鲁迅交往的部分生活细节。

      鲁迅的书信和日记里，李秉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作为参考版本进行统计，鲁迅日记里出现“李秉中”132次，年份主要集中在1924至1936年①。收录在《鲁迅全集》书信卷内鲁迅致李秉中信札总计21通，集中在1924年、1926年、1928年、1930年、1931年、1932年②。另，《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孙郁、李亚娜主编，张杰编著，大象出版社，2011年1月)内收李秉中致鲁迅信札共8通，其中1925年的信札共7通③；《鲁迅藏明信片》(孙郁主编，大象出版社，2011年1月)书内，还收录有李秉中寄呈鲁迅的明信片3枚(列宁墓、伟大的铜像、中国城)，呈送时间为1926年5月10日。《鲁迅研究月刊》还透露过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的、李秉中赠送给鲁迅的书籍，包括《观光纪游》的书影、题跋，外文本《当代国内外木刻》和给《鲁迅翁遗书》写的跋文。鲁迅去世之后，李秉中与许广平仍保持着联系，现存李秉中致许广平信札2通，写于1936年10月20日和1937年6月21日。

      这是目前学界可以用于阐释鲁迅与李秉中关系的相关文献，体量并不大，并且来自鲁迅的文献多于来自李秉中的。这种不对称性，导致学界对李秉中与鲁迅关系研究始终围绕鲁迅如何影响着李秉中(要申明的是，这种阐释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趣的是，鲁迅在现存的1929年5月21日给许广平、1932年5月4日给母亲鲁瑞的信札中，均提及李秉中(或以“李执中”代称之)，可见李秉中与鲁迅私人交往的密切程度，甚至还在亲友圈中有一定的影响力。1937年6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出版《鲁迅书简》时，许广平就把鲁迅致李秉中的两通信札纳入，且把9月24日夜的那通信排在首位④。从中可看出，当许广平发出呼吁征集鲁迅书信时，李秉中至少是积极响应倡议的七十多位重要参与人之一⑤。其实，1938年版《鲁迅全集》最初筹划出版之时，李秉中就与许广平保持着联系，通报过当时国民党的书报审查机构之内幕，这就是1937年6月21日致许广平的那一通信札：

      景宋师母：

      福安。月余未缄候，无任抱歉。离京两次，行色匆匆，心绪不宁，未能执笔。内子又入院生产，一切烦琐之事令人头痛。昨始自庐山返京，得内政部批及执照九纸，已嘱何君先将执照寄呈，想已收到。兹再寄上部批法币二元五角，敬礼！查收赐复。《不三不四集》，可暂时抽出，将来有机会时再加入全集。续送译书三种，尚未批下，闻有问题，不识确否。书信纪念本之广告未得见，请代留最精美本愿备价购买。全集究由何处出版？已有成议否？内政部批系十日送到，因中在庐山返京时，又因内子在医院，故先见执照后见部批，迟迟寄呈，甚歉。中近又有陕北之行，惟何日出发尚未定耳。敬祝

      平安 海婴弟无恙

      六月廿一日⑥

      读这通李秉中致许广平的信札，既表现出李秉中对待鲁迅书稿审查的公事公办(有点秉公办事的味道，先托同事何君将执照寄呈许广平)，但又包含着他从心底对作为老师的鲁迅和作为师母的许广平特有的敬重与牵挂，呈现出李秉中人性深处的复杂面。李秉中还表达了对《鲁迅全集》出版的“建议”，认为《不三不四集》可以暂时抽出不出版。《不三不四集》即《伪自由书》的又一名字，收录篇目为1933年1月至5月《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四十三篇文章，此前曾因“内容多属不妥，应全部禁止”被查禁，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在回复许广平时也有“不三不四集则可不要”⑦的建议。李秉中1940年去世于陪都重庆，此后他及其家人的相关情况没入茫茫人海。不过，许广平1942年对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所提“先生和谁的通信最多”的问题作答时，提到李秉中等跟鲁迅通信的紧密程度，“而与李秉中、刘军等通信亦不少”。⑧1946年10月鲁迅去世十周年之际，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新版《鲁迅书简》(实际编辑为许广平)收录鲁迅致李秉中的信札高达21通。1951年7月《欣慰的纪念》一书出版的时候，可以看出许广平对李秉中仍是怀有好感的，书中收录《鲁迅和青年们》和《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均正面地提及李秉中与鲁迅的交往。1952年2月根据鲁迅全集纪念委员会的纸型翻印的《鲁迅书简》(上、下两册)，仍旧收录鲁迅致李秉中的这些信札。由此可判断，作为编者的许广平对李秉中并没有后来研究界所认为的那种厌恶情感。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时，尽管李秉中的政治身份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有点复杂，但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对他的文字注释上，仍以“他在1923年的时候是北京大学学生，后人黄埔军校，更后又曾在日本学习陆军；同鲁迅通信颇多”⑨、“李秉中，字庸倩，四川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后入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翌年又赴日本学陆军，1932年回国，在南京国民党的军事机关担任教官”⑩加以描述，客观中性，并没有因为他在国民党所属的蓝衣社特务组织内任职而予以否定甚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