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23)02-0168-09 DOI：10.15983/j.cnki.sxss.2023.0315 鲁迅在《故乡》的开篇就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1]63由此开门见山地确立了与一切实在相关的时间与空间的叙事构架——“回到相隔二千余里”的故乡是空间，“别了二十余年”是时间，整个小说就在这样一个时空一体的“现在时”下展开叙事。但这里的“现在时”叙事，既不是福柯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建构的、叙事者坐在“敞篷车里朝后看”，在这一过程中“过去成为一种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现实：它轮廓分明、固定不变；现在则是无可名状的、躲闪不定的，很难与现在抗衡。”[2]24也非川端康成在《伊豆的舞女》中呈现的，叙事者“我”站在“现在时”下，回忆“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把控着故事的全貌；《故乡》中运营的“现在时”是叙事者“我”，立足于统括“过去与未来”的“现在的经验中”展开叙事——随着叙事时间的推移，叙事空间依次为：归乡的船上——故乡的“老屋”——离乡的船上。对于该时空特质，田中实指出：“在小说开头坐在船上的‘我’，并不知道此后将会发生什么，要说有人知道，那也只能是统领故事全貌的、超越一人称‘我’的‘功能叙事者’。这才是解读作品‘结构与玄机’的关键。”[3]此见解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坐船抵达故乡的“我”，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从抵达故乡到别离居住多年的“老屋”，“我”始终在“现在的经验中”经历着“过去与未来”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即在“现在进行时”下，“我”直面出现在眼前的事物，唤起的是对“过去”的记忆，开辟的是对“未来”的崭新认知。二是凌驾于作品中的叙事者“我”之上的“功能叙事者”。吴晓东认为，田中实在《故乡》中离析出的将叙述者对象化的“功能叙事者”，“堪称是对第一人称叙事学的一个原创性的理论拓展”[4]。可见导入“功能叙事者”对重新阐释《故乡》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如何运用这一原创性理论，拓展《故乡》研究的新视野尚有待进一步挖掘。 竹内好高度评价鲁迅在《故乡》中“将问题意识融入其中，不留任何观念性的残渣。《故乡》是近乎于完美的艺术和堪称为一流的作品。在过去与现在，自己与社会，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中，建构了一个蕴含着未来性，且又不露任何破绽的世界。”[5]170-171该评价在“二元对立”的哲学思考下，洞察出文本中蕴含的“未来性”，无疑很有启发性。可叙事者“我”怎样在“过去与现在，自己与社会，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中”，实现了从“绝望”走向“希望”的“未来性”，他却并未展开探讨。与此相比，钱理群从宏观的视角锐敏地指出：《故乡》(1921)与《祝福》(1924)、《在酒楼上》(1924)以及《孤独者》(1925)可以“归为一类，因为它们共有一个‘离去—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即所谓‘归乡’模式”。[6]154此观点洞悉鲁迅不同作品之间在叙事结构上的相似性，无疑是卓见。但他忽略了与其他作品相比，《故乡》在叙事时空上的独特性。《故乡》的“老屋”即将“易主”，但尚未失去，叙事空间主要在“家”内展开，而其它作品中的“我”，都是在失去“老屋”后的归乡。因此，在探讨“‘归乡’模式”时，关键问题要探究在“离去—归来—离去”的叙事结构中，“我”的心路历程在不同作品中发生了怎样的世界观变革，从而不断深化“归乡”模式的主题。 关于时空问题探索对主体认知观念转变的重要性，卡西尔指出：“以追问时间与空间‘为何’之线索，或者通过直面这一追问，主体的认知将会不断获得新的方向。所谓真正的向外认知，就是以与之相呼应的向内认知行动为媒介，理解转换认知的理由”[7]140。鲁迅《故乡》的叙事结构就充分凸显了这一叙事特质：随着空间的变化，叙事者“我”在与之相呼应的“现在时”下，时而回忆“过去”，时而思考“未来”。小说整体就以如此的时空叙事为线索，通过“向外认知”——闰土的崇拜“偶像”，突然转为“向内认知”——“我所谓的希望”也是手制的“偶像”，从而实现“自我”的世界观转变，开启“归乡”叙事模式的新篇章。本文将从时空一体的叙事结构切入，探究随着叙事空间的推移：归乡的船上、故乡的“老屋”和离乡的船上，“我”如何立足于“现在时”下，在感受瞬间的“现在”中，回忆“过去”，思考“未来”，进而实现超越“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世界观认知。 一、“二十余年”的空白 阔别“二十余年”回到故乡的“我”，坐在船上就迫切地从“蓬隙向外”望去，由此展开对故乡远景的描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1]63。于是感慨道：“我”所记得的故乡要比这“好得多”，但要“我”记起其美丽，说出其佳处来，却又没有了“影像”和“言辞”。想到此，便又安慰自己：“故乡本来也如此。”这样的坏“心绪”完全是因这次归乡，要将“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过继给“别姓”，搬家到异地谋食之缘故。 这是叙事者“我”在抵达故乡的“船上”，通过空间的刻画渐渐透露出的、阔别故乡“二十余年”间，一人独自在外漂泊中历练的内心世界的缩影。对此，钱理群意味深长地指出：“作者显然采用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心灵)历程的第一个‘旅程’——‘离去’推到了后景，成为仍然影响、制约着正在进行的人生(心灵)历程的不可忽视的心理背景。”[6]154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文本中，只能看到实写的“前景”，而无法看到虚写的、被作者采用“‘横截面’的写法”，将其隐秘于“后景”的“我”在“离去”之后的心路历程。那么，“我”在外漂泊的“二十余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心灵)历程”？对此“二十余年”的空白，可从以下维度展开探析。 “我”直面“苍黄”的故乡，内心油然升起的“悲凉”乃至内心的矛盾，都从不同层面指向在外漂泊的“二十余年”，“我”所经历的挫折与失败。文本中将“我”归乡的时间设定为“严冬”，并伴以“阴晦”的天气和“呜呜”的冷风，看似在渲染“我”现在看到故乡时的“悲凉”，实则在表露“我”在回到故乡前、浓缩于“二十余年”间的悲惨境遇。“现在风景，是外部世界通过视觉映入脑内呈现的、具有因果关系的逆向透视物。”[8]113在此，与“现在风景”——眼前所见的“荒村”——具有“因果关系的逆向透视物”，无疑是指回到故乡之前的“我”的心像风景。或者说，以视觉风景呈现的空间深度，同时也蕴含着不同维度的时间深度。此风景具有现在“我”的心灵世界，那就是空间维度的“荒村”，对应着时间维度的“二十余年”漂泊生活中体验的内心“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