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当年九月，七十八卷本《鲁迅手稿全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无疑，这是近年鲁迅研究界的一件大事。该出版项目2017年6月启动，至完成出版，历时四年多。编委会的编辑方针是“全、精、真、新”四个大字，其实最重要的是“全”与“真”。现在，“全”与“真”成了这套大书的突出特征。所谓“全”，是指鲁迅亲笔书写的几乎所有文字全被收录(《生理学》讲义除外)。从创作、翻译、书信、日记，到课堂笔记、剪贴、收据、便条、批注，以及鲁迅书写的古人诗句(如“潇湘何事等闲回”“风号大树中天立”等)。名曰“手稿全集”，实为“手迹全集”，因此才会有七十八卷的宏大规模(第78册为总目录索引)。按照现代手稿学的解释，“手稿”并不单指诗文原稿，而是指作家亲笔书写的全部文字。可见，这套“手稿全集”是基于十分开放的“手稿”理念编成的。所谓“真”，是指印刷出来的手稿最大限度地呈现了手稿原件的面貌。这套手稿全集中，鲁迅手稿几乎全部是按照原尺寸印刷(书法作品等原尺寸太大的手稿除外)，而且是高精度扫描，彩印，原件上的污渍、折痕、局部风化变色、排版标记等，都清清楚楚。 这套手稿全集的出版，是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而更主要的是为了满足鲁迅研究的需要。鲁迅研究的日益深化，需要这样一套完整的手稿全集。早在十多年前，王锡荣、黄乔生等鲁迅研究专家就开始用鲁迅手稿研究项目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这套手稿全集呈现的鲁迅更多面，更具原生性，我在阅读过程中有若干新思考，这里与读者朋友分享三个问题。 信封与信笺 这套手稿全集的“书信编”共八册(总第10—17册)，收录了现存的全部鲁迅书信手迹。不仅是信，信封同样收录。我阅读“书信编”，再一次意识到，后人编印的印刷体鲁迅书信集，由于不包含笔迹、信笺、信封等元素，因此难以充分、完整地呈现鲁迅的个性、趣味乃至与收信人的关系。一封信，信的内容当然是主要的，但信封、信笺同样有可能包含某种信息。 关于信封，先看看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两封信。1911年2月6日那封信的信封上，写的是“许老爷季黻启”。读这封信，如果不看信封上的“许老爷”这个称谓，大概难于准确把握鲁迅写信时的心态与信中的某些表述。这封信是寄往“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中间路北”的，而1918年3月10日写给许寿裳、寄往“江西南昌城内教育厅”的信，信封上写的则是“许季黻先生台启”，很正规。“许老爷季黻启”与“许季黻先生台启”，二者庄谐分明。何以如此？大概与收信场所不同有关。前者的收信地址当为许寿裳的住处，因此可以开玩笑，而后者的收信地址是职场，因此写得正规。可见，鲁迅的“场合意识”很强，与许寿裳的关系是多层面的。1918年7月5日写给钱玄同的那封信，信封上寄信人地址处写着“唐缄”两个大字，“唐缄”下面是“七月五日”四个小字(两行竖写)。为何不写“周缄”而写“唐缄”？大概是因为鲁迅刚用了“唐俟”这个笔名。鲁迅受钱玄同等人的鼓动，两个月之前的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同时用“唐俟”的笔名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三首新诗。鲁迅在7月5日这封信的信封上署“唐缄”，大概是向钱玄同强调自己的《新青年》作者身份，同时开个小玩笑。这封信谈及《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抨击国粹主义者，多愤激、笑骂之语。这种躁动的情绪也体现在书写形式上——字迹潦草，整张信笺写得满满当当。鲁迅1934年年初某些信的信封背面，居然贴着官方的封条。封条较大，约占信封面积的三分之一，一圈花边当中，赫然印着“当地官长委员检查重封”一行字。1月23日、1月25日、2月20日写给姚克的信，3月3日写给郑振铎的信，都是如此。由此可见鲁迅当时身处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势必影响他的某些表述。 鲁迅的许多信是用彩印信笺写的，信笺上印的，有格言警语，有各种图案(花草、飞禽走兽)，还有世相图画——如1929年3月22日写给李霁野的信，信笺上的红色边框内是蓝色线描画：三脚架支起的照相机，摄影师正将脑袋钻在遮光的布罩内给人照相。就是说，鲁迅的许多信函包含着美术元素。鲁迅与信笺的关系，信笺的选择是否与收信人和信的内容有关，值得研究。这方面，我注意到的是1904年春天鲁迅与弘文学院的刘乃弼、张邦华、陈衡恪等五名同学联名写给沈瓞民的那封信。那是手稿全集“书信编”收录的第一封信，信上的文字与六人的署名笔迹相同，均为刘乃弼所书，但鲁迅是六位署名人之一。沈瓞民在《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1961)一文中完整地引录了这封信，但对信笺没有说明。其实这封信的信笺很重要。信共三页，信笺为红色，信笺上半部分中央是“心声”(竖写)两个字，字体是线描笔画边缘的镂空字，“心声”下面，即信笺下半部分中央，是两行小字(竖写)，右为“日本神护寺锺铭字”，左为“即曾为九华堂□”(□字难于辨读)。这种信笺，应当是写信人用心选择的——从东京写给留学归国的同学沈瓞民的信，表达的是六名写信人的“心声”。意味深长的是，在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论、文化论中，“心”与“声”都是关键字。相关问题，郜元宝、汪晖、黄子平等鲁迅研究名家均有论述。而且，鲁迅留日时期筹办而未办成的杂志《新生》，名称亦与“心声”谐音。不能说这封信的信笺对留日初期的鲁迅产生过多大影响，但至少这种一致性、共通性是存在的。 众所周知，鲁迅晚年(1933)和郑振铎一起编印了《北平笺谱》。结合上述事实来看，可以说，《北平笺谱》的编印，不仅是鲁迅热爱美术、倡导新兴版画的结果，而且是其个人写信史、信笺使用史的结果。 诗人周福清 鲁迅祖父周福清(字介孚)，性情乖戾，1893年秋贿考犯案，牵连全家。这在幼年鲁迅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关于这种创伤及其在鲁迅作品中的印记，王培元的论文《家族哀史与鲁迅小说的骨骼和血肉》(《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披露，1919年12月鲁迅返回绍兴，卖掉老家的房子迁居北京的时候，烧掉了祖父几十年间的全部日记。不过，查鲁迅当时的返乡日记，却看不到处理祖父日记的记载。也许，鲁迅是要将祖父从自己的记忆中彻底剔除出去——连剔除的过程都不留痕迹。这大概是他在自传中写及父母而不提祖父，祖父在其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缺席的原因。然而，周福清指导以少年鲁迅为首的“诸孙”学诗的短信却保留下来了，青年鲁迅手抄的祖父诗集《桐华阁诗钞》，也和他手抄的祖父所书《恒训》一样保留下来了。《桐华阁诗钞》被收入《鲁迅手稿全集》“辑校古籍编”的第五册(总第27册)，从中可以看到周福清的精湛诗艺与豪迈诗情。这里引录诗集所收《秋兴四首》的第二首，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