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学》于1945年12月1日在长春创刊,由国民图书公司刊行,至1946年4月共出版了5期。该刊固定设置的栏目有《小说》《诗》《散文》,从第2期开始陆续有《杂文》《论坛》《评文》《剧》《名著介绍》《世界作家介绍》等栏目。《东北文学》是一个纯文学刊物,从办刊起便阐明其“既不是为某部分人垄断的同人杂志,也不是为某个团体专属的宣传刊物。它广泛的有待于从各角落各方面掷以协力,而是东北爱好文学,并在为文学献身而工作的同路者的总集体”。①创刊伊始,该刊便希望摆脱小圈子的“同人”刊物的拘囿,不标榜文学流派的口号,力图将刊物打造成东北文学创作者的发表园地。 据李正中回忆,1945年9月初,即东北刚刚挣脱日本的殖民统治之际,李正中、张文华、张戈禾、方季良等聚集在长春国民书店的小楼上,计划出版一本文学刊物,拟定名为《东北文学》,月刊,十六开本,每期100页,约容纳文稿12万字,并商定创刊号于10月上旬问世,拟由张文华(张露薇)、张辛实、张戈禾、但娣(本名田琳)、朱媞(本名张杏娟)、方季良(本名满达人)、韦长明(本名李正中)组成编辑委员会,轮流任执行主编,国民书店负责印刷出版和发行,编委每人每期需提出一至两篇作品,各编委广泛联系作者并约稿,创刊号由李正中做执行主编。 尽管出版方案已初步确定,但由于相对动荡的局势和复杂的人事变动,后续的稿件采集和出版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这时的长春还有苏联红军,社会治安还没有完全好转,白天持械行抢的事情时有发生,入夜街上阒无人声。有些人由于各方面原因迁居了,为了找到一个人不知要碰几次壁;找到了的人或是因时局不明朗不愿轻率执笔,或是因于经济生活失掉来源而无暇顾此。总之,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纷至沓来,急得我焦头烂额。有一次到田琳的新居去,找到房子却找不到入口,原来他们出于安全计把外边和里边的门全堵死了。我只好听从指挥跳过墙又爬进窗子,才会到了主人。大家取笑说,这样跳墙爬窗约稿也算得上是文坛奇闻了。② 即使经过多方努力,到了预定发刊的时间,李正中搜集到的稿件却不满60页。更为棘手的是,原定7人组成的编委会只剩李正中一人全权负责,最终延迟到12月1日得以正式出版。李正中为创刊号撰写“编辑后记”时署笔名“吴翼”,算是对“羽翼全无”的自嘲。 《东北文学》创刊号封面由画家董凤设计。刊名“东北文学”居中竖排,右上方标注出版时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印刷发行(月刊杂志)”,右下方标注出版方“国民书局长春总局”,左下方注明“创刊号”;封二在视觉中心处放置了一幅“观景殿的阿波罗”雕像画;两个目录页文章标题及页码下方分别附了两幅表现战争场景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图画。尽管未见史料阐释这些插图,但从插图选择太阳神阿波罗以及表现“战争”“抵抗”类主题来看,该刊表达了对伪满时期的抗争、对“光明”的热爱和追求。如李正中所言,“它出生于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即将爆发,天空一片阴霾的动荡年月。现在看起来,与其说它开创着东北当代文学的先河,还不如说它是东北沦陷期文学的继续。”③这在《东北文学》发刊词中也有体现: 为了不耐晨光到来之际的沉闷的昏睡,乃有人敲起洪壮的□钟,为了要突破眼前的充斥于文学界的混沌状态,我们便发刊了《东北文学》。《东北文学》是为呼应建设中国文学的巨涛,而作为同运动的一支军旅而产生的。在“文学”之上虽冠以“东北”,但并非意味着割据的或是门阀的。反之,正欲以此一份微弱的力量,来参与创建中国文学的大业……我们深恶从事架空的文学理论,但我们也绝不反对与创作相辅并进的正确的道标;我们并不以浅腐的几篇创作便为满足,但我们却相信唯有赤裸的献出来真实的作品,才能有助于我们的工作。 发刊词反映了《东北文学》创刊的动因,饱蘸着对东北回归祖国怀抱的浓烈情感,期待呼应中国文学的脉搏,与之同频共振,同时表达了对伪满时期所营造的虚假文学作品的反感,呼唤回归淳朴的现实主义文风。
《东北文学》创刊号除广告页之外,总计105页,刊载了5篇小说、5首诗和2篇散文,其间穿插了5篇关于世界著名作家的介绍: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法国文学家华莱里(今译瓦雷里)、德国作家歌德、英国作家利敦以及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创刊号的卷首诗是吴桐的《祖国》,这首诗用象征性的笔法回顾了祖国遭受的磨难,笔锋直指刚刚被赶出中国国土的日本侵略者: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巨汉/所背负的历史有五千年/他的身上既不知道疲倦/他的心里也不晓得厌烦 他只是在瞪着两只大眼/有时候仰望头上的青天/有时候俯瞰脚下的山川/嘴里却从来不曾发一言 就是有贼人来掠夺疆边/他也悠悠然竟装着不管/但生了气时便抬起大脚/把东瀛的小岛一下踢翻 现在好如由梦中醒来一般/他抖擞掉了浑身的懒/虽然步伐是有些迟慢/却迈开大脚一直地向前……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