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3)05-0177-11 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将“国民文学”作为声讨旧文学、倡导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之一，力图启蒙“庸懦之国民”，以实现“革新政治”的目的。①李怡研究发现，清末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日本时期的生活与思想体验对于新文学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他们对“国民性”的反思是文学启蒙的动力。据统计，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列入章节小标题的91位作家中，本土作家有34位，留学生则达57位，据此，留学生文学成为衡定“入史”的价值标准。②除了20世纪初期的日本留学生外，胡适、林语堂、闻一多、陈衡哲等人留学美国，李金发、徐志摩、钱锺书、袁昌英、苏雪林等人留学英法，他们的文学创作共同塑造了“国民文学”的品格。然而，在研究留学生文学的专论中，如果论及30位左右具有留学经历的新文学作家，“有资格”的女作家常见的却仅有冰心一位。③在1920年代中期发生的“国民文学”论争中，郑伯奇倡导的“国民文学”本身包含性别平等的主张，但论争者讨论“国民文学”的范畴与内涵时却未对此加以关注。回溯留学生“国民”思想形成的历史，留日女学生们提出的“女国民”及其创作，是“国民文学”性别内涵的起点。对于“女国民”家国责任的坚守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是20世纪上半叶知识女性的一种精神追求。从清末胡彬夏、秋瑾、唐群英等留日女学生，到留法勤工俭学的向警予等人，直至陈衡哲、刘王立明等早期留学美国的女留学生，她们以自己文学表达的不同方式，阐释了知识女性担当家国使命的文学主题，从性别角度丰富了“国民文学”的内涵。 一、女子留学与“国民”身份的确立 妇女解放是清末以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问题之一。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内忧外患危机日益加重，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出国留学产生很大的内在动力，也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1898年，清政府接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由总理衙门制定了《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日本留学生得到官方认可，形成20世纪初第一次出国留学潮。因“路近、费省、同文、时短”等有利条件，日本成为自费留学的首选之地。④李泽厚认为，“在变法运动思潮的高潮中，涌现了一大批年轻的可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学生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日后都去日本留学)。他们与有功名爵禄的传统封建士大夫有了质的区别……这些人在戊戌后并没悲观消极，也未停步不前，思想上在寻找新的出路，酝酿着新的变化”⑤。1902年，8位9—25岁的江苏籍女子赴日，⑥她们是近代女子留学史上的第一批女留学生。她们在“拒俄运动”中组织共爱会，提出做“女国民”，是“国民”思想最初的性别展现。 19世纪后半叶，外国人在中国办的英文报刊中就不时出现“国民”字样。1900年，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清议报》(第38册)中发表福泽谕吉《男女交际论》一文，第一次出现“女权”概念，早在1896年，他在上海主持的《时务报》中就采用“国民”一词。这两个外来词汇在留日学生们日益高涨的反帝爱国情绪中合而为一，强调作为国家主体的“国民”，无论男女，人人有权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共同承担挽救国家的责任。1901年5月，秦力山等留日学生以“唤起国民之精神，讲求国民之义务”为宗旨，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他们忧患于中国“灭亡”的可能，宣传欧美的政治体制，介绍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政权统治，成为最早反抗清政府统治的革命性刊物。《说国民》一文指出，“国民”是“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的群体，其重要地位超过一国之君。鉴于两千年以来的专制统治，中国无国民。国民与奴隶不同，拥有自由、平等、权利和责任，“故今日者，愿吾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协力，以求为中国之国民，并以播国民之种子”。⑦ “拒俄运动”使留日学生的“国民”爱国思想发展到高潮。1903年4月28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透露了俄国欲将东三省纳入俄版图的野心。留学日本东京的学生“痛此殃咎，义不忍生”。次日，秦毓鎏、叶澜等人发起举行了500多名留学生参加的大会，决定成立军国民教育会，准备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侵略者作战。女留学生胡彬夏⑧等人自发组织了“兴我国于已亡，拯斯民于涂炭”的爱国组织“共爱会”，提出“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⑨在留学生的集会上，胡彬夏发表演说： 呜呼！我最爱之祖国，将为他族所统辖，我最亲之同胞，将为异种所奴隶，岂不伤哉！岂不耻哉！我等既为中国之国民，中国之安乐既当受之，中国之患难岂不当共之耶？……我等既知亡国之惨伤，奴隶之羞辱，使任其灭亡，任其残害，岂我辈之所宜出此耶？亦岂共爱会之本旨耶？我思现在同志诸姊妹，无不热心爱国，当必出其所学所能，奋发以救祖国，以援同胞也！⑩ 女留学生们赞成胡彬夏“为国尽力，愿从义勇队北行”的倡议，签名参军。她们准备组织赤十字社，俟男学生义勇队北征之时，即共偕行。她们还致电上海的各女子学校，请求国内的声援，得到呼应和赞赏。女学生的爱国热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1902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下设爱国女社，招收的女生不仅学现代科学知识，还被传授制炸药和暗杀的技术。《江苏》《浙江潮》等国内革命报刊纷纷报道“拒俄运动”，各省留学生同乡会和革命派报刊，如《民报》《醒狮》《河南》《江西》等蜂拥而起，掀起国内外的爱国声浪：“癸卯年万岁！何其民气之奋，进步之速如是其惊人。”(11)“拒俄运动”由此成为一场“爱国救亡全民性的运动”(12)，为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和领导同盟会奠定了思想基础，聚集了爱国青年们的革命力量。留日女学生以“女国民”的身份自诩，宣告传统妇女走出幽闭的闺秀生活，加入“大无畏”醒狮群体，赢得与男子同等的爱国“权利”。“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自由兮独立兮博爱兮书于旆兮。”(13)女性拥有“国民”身份，标志着中国妇女实现了从千百年来家庭领域附庸地位向社会领域独立地位的本质性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