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返90年代”与“重返80年代”：差异与问题 回到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话题大概会令人想到最近十多年间一直兴盛不衰的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门，即“重返80年代”。当然，本议题和“重返80年代”共享相似的思路，“重返”总是人们认识历史、反观当下的认知方式。一段历史只有完全展开，才能呈现其“真面目”，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起飞”，真正的思想成果往往得之于事物尘埃落定后的重审与重述。 80年代文学在讲述自身的时候，总会把自己放在“肃清文革”“拨乱反正”“建设现代化”这样的时代大语境下，通过将此前的文学——“文革文学”以至于“十七年文学”——判定为“政治的奴婢”“阴谋的文艺”“僵化的文学”①，来把自己想象为从“废墟”中走出的、断裂而全新的文学，构建起了关于自我的神话。“新时期”“启蒙”“人道主义”“主体性”“向内转”“纯文学”“现代主义”“世界主义”“先锋派”……80年代文学把这些美好的大词作为定语“黄袍加身”，设定出所谓反抗专制、摆脱愚昧、走向文明、实现(包括文学自身在内的)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和角色。通过这些大词，通过这种设定，20世纪80年代以“浪漫化”“理想化”的方式来自我呈现、自我理解。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界也使用这种方式来理解80年代文学。 但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又是一个随着它的结束就终结了的时代。80年代思想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内核就是所谓的“启蒙”，或者说承接五四启蒙的“新启蒙”。但正如汪晖所说，进入90年代，“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毛的社会主义尝试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②。而许纪霖则进一步分析，80年代知识界围绕启蒙建立的一种基于“态度同一性”的阵营在进入90年代后不复存在，分化的原因在于“启蒙的自我瓦解”，“如果说80年代的主题是启蒙的话，那么90年代的主题就转为反思启蒙”。③与思想界一样，90年代文学界也盛行着对启蒙的反思，池莉1991年发表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作家“四”讲着“大写的人”的故事，而作为听者的小市民“猫子”却毫无兴致地睡着了。90年代以来，这个情节被许多批评家解读为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失败，也成为80年代启蒙终结的象征。④ 因此，在21世纪初，当程光炜、李杨等学者倡导“重返”的时候，他们面对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终结的、异己的文化时代，“重返80年代”是对已经结束、外在于“当下”的一个时代的重返。一方面，“重返80年代”是一个祛魅、解神话的过程，是站在21世纪的学术“当下”，对80年代文学、文化的再认，这种再认源于对80年代自我崇高化建构的不满，也是对后来关于80年代的“怀旧和辩护”⑤的不满，试图从文学史、学术史层面予以清理。另一方面，这种重返更多是在方法论意义上，通过实证的方法，问题史、概念史的考古学方法，“将熟悉的‘80年代’重新‘陌生化’和‘问题化’”⑥，或者“与八十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观念对话……与主宰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历史观念对话”⑦。这种重返更是一种静观，不动声色去打量、研究，也因此，“重返80年代”最重要的是方法论的更新，方法的改变带来对一段历史的重新认识。 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则不一样，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全面开启了一个新时期。而且今天还处在这个时期之中，或者它的历史延长线上，并没有完全走出90年代的各种状态、思想、问题、情感的笼罩，90年代仍然内在于当下。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⑧从世界范围看，今天的国际格局和90年代相比并没有大的改变：苏东瓦解，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这种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天依旧停留在90年代所构建的世界想象和国家想象之中。从文化环境看，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而来的所谓“普世主义主导文化”(universal high culture)⑨依然盛行于当代中国社会，带来文化(及文学艺术)生产、传播、消费的商品化，精英文化退居边缘，或者为市场化所支配，知识分子则发生从“广场”到“书斋”的学术转向……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一步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之中，进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以至于当美籍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时，它也被中国知识界部分接纳。如果说主流意识形态把中国社会发展过程描述为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和手段，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和任务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自由主义则将此过程视为走向“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应有的制度和价值观上的“中国性”“社会主义性”，以及由此构成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差异、对立，被视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若虚若实的装点。前些年还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真正的资本主义在中国”⑩……这似乎都在响应福山的论断：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最终倒向两种结局，要么随着经济的崩溃出现信仰危机、合法性危机，并最终导致政治的塌陷，要么静悄悄地进行着一场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改革。如果说前者体现苏联和东欧的结局，那么后者就是召唤中国的变局。(11)在自由主义者看来，9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正在成为欧美的翻版，中国人所能做的就是走个人成功的“美国梦”(12)。在90年代风靡全国的小说——以及据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主人公王启明去纽约、在纽约的日子可谓历尽艰辛，他遭遇了身份、事业、生活方式、爱情亲情、人生观的大转变。为了生存，他什么苦都吃过，什么办法都想过，但就是没想回到中国，因为他是在美国，在纽约。这是90年代中国人最想去的地方，也是离梦、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