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学术界，对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特别关注。陈平原、夏晓虹、王风等学者以语言和文体为支点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进程的研究，章培恒、陈思和、郜元宝等学者以长时段的眼光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陈大康、谭帆等学者以小说创作和小说评论为支点对于中国小说转型的研究，海外学者王德威教授以问题为导向对于晚清时期“被压抑的现代性”的研究，以及笔者从文学汉语实践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探讨，还有其他种种各具特色的研究，足见其丰富性。而如何将学术界的这些成果在大学课堂上转化为对中文人才的培养，这是大学教师不容推卸的责任。我多年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型硕士开设“晚清‘五四’文学研究”这门课程。结合自己的教学体会，谈谈我所关注的问题：今天的大学课堂如何讲晚清“五四”文学。 一、为什么要讲晚清“五四”文学？ (一)担负学科专业的使命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属性一直存在争论。在大学的教研室设置上，有些中文系设有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有些中文系将两者合并起来，统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这也可以看出学科内部的不同声音。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它们的时间下限非常清楚。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下限就是1949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下限就是正在进行的当下。它们共享一个时间上限，就是这个时间上限却不太确定。关于这个时间上限，存在如下说法。 第一种，1919年说，以周扬、王瑶、唐弢等学者为代表。《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①是周扬在1939-1940年在延安鲁迅文学院授课的讲稿。周扬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理解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正式形成于“五四”以后，第一时期为1919-1921年，即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是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②他把新文学完全纳入民族解放事业的旗帜下，基本消除了文学自身的主体性。但他在第一章《新文学运动之历史的准备》(1894-1919)中虽然首先介绍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但用很大的篇幅介绍这个时期文学的特征与变化，其面貌与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有些相似。周扬从曾国藩开始讲桐城派古文作为封建文学的没落；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是保守派，必然失败；梁启超开创新文体，是革新派。章太炎和章士钊的文章因复古最终失败。诗歌方面，以陈三立、郑孝胥为主的宋诗派走上“涩硬”一途；而王闿运、樊增祥、易顺鼎等人沉潜于古文的模仿，也都是失败的。黄遵宪的新派诗是革新，是过渡。晚清白话小说成为“五四”白话小说的近亲。与胡适不同的是，周扬还对王国维很推崇。③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于1950年脱稿，下册于1952年脱稿。他于1980年回忆当时写作史稿的心态：“一个普通的文艺学徒”“沉浸于当时的欢乐气氛中”。④这种“欢乐气氛”在政治上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学科上指中国新文学史被确立为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王瑶在《绪论》的“开始”这样开篇：“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⑤接着讲述五四运动发源于反帝，继而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纲讲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因此，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在1919年，新文学史只是中国革命史的一种表征。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沿袭王瑶文学史的思路，即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即“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但也没有彻底忽略文学自身的发展，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⑥一方面，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定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么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产物，则现代文学史的起点也应在1919年；另一方面，又把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新青年》上的白话文学的提倡以及实绩作为现代文学大加描述，这种矛盾性的处理显示出文学史家从政治意识形态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尴尬。 第二种，1917年说，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黄修己等学者为代表。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所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1917年：“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⑦黄修己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⑧一文中反驳了“甲午论”观点，主张现代文学的起点就在1917年。 第三种，1912年说，以张福贵、丁帆、李怡等学者为代表。这几位学者主张以1912年民国元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张福贵反思了“现代文学”这个名称“意义的单一性与判断的先验性”，指出“民国文学”这一名称具有“内涵的多元性与边界的开放性”特征。他主张将“中国现代文学”改用“中华民国文学”，顺理成章地将“中国当代文学”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⑨丁帆认为，以国体和政体作为划界的理由，虽然不一定完美，但弊端较少。⑩李怡主张以“民国文学”为名称，通过对“民国文学机制”这一概念的阐释，打开中国文学在民国时期的独特格局。(11) 第四种，20世纪初期说，以章培恒、郜元宝、黄轶等学者为代表。黄轶在《还原起点：中国现代文学肇端于南社》中从革命与文学两个方面，认为现代文学起点在南社成立的1909年。(12)郜元宝在《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中以鲁迅文学观念和语言实践的突破性为标志，倾向于认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在1907年。(13)章培恒先生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14)中从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性解放要求的萌发、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的潮流以及文学本身特征的重视和探索三个方面，主张将20世纪初至文学革命这一阶段，作为新文学的酝酿期。 第五种，1898年说，以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学者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着眼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打破以1919年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框架以及以1949年为界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区分。(15)这个整体性也并非从1900年开始，而是从1898年开始的。三位学者将1840年到1898年作为一个段落，而从1898年到1919年是另一个段落。1898年不仅发生了“戊戌变法”这一政治改革事件，还发生了如下事件：严复译作《天演论》刊行，带来了进化论；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主张翻译外国小说；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升了白话的地位。虽然没有明说1898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但在论述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时，明确了1898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