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嘲诗是指那些以自我嘲谑为内里实质，以诙谐调谑的艺术风貌为外在呈现，具有自遣自适精神向度的一类诗歌题材。从自嘲诗的发展谱系来看，这一诗歌题材在演变过程中由作为政治失意的感喟工具，逐渐向自我愉悦、自我对话的媒介倾斜①，并展延出“日常性”“理趣化”的诗学特质，这一倾向远溯陶潜、祖祧老杜，而真正的转变则始于元、白，继以苏、黄，最后在以陆游为代表的南宋诗人身上得到了高度且集中的体现，这些诗学特质连同宋人独特的自嘲精神为后世诗人的同类创作所借鉴与继承。 笔者结合《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目录与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的“全宋诗分析系统”进行粗略统计，发现《全宋诗》中以“嘲”字嵌入诗名的嘲诮诗近400首，其中题为“自嘲”“自笑”或诗题中含有“自嘲”“自笑”二字的多达100余首(陆游之作近40首，约占三分之一)②。当然这样的统计并不精准，难以窥见宋代自嘲诗创作的全貌，仅就陆游一家而言，笔者通过细读《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发现，该集中特征鲜明的自嘲诗多达200余首③，大部分具有钱锺书所谓“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④之倾向，“日常性”“理趣化”等特点均十分突出。“文学开始被理解为一种与日常生活接壤的东西”⑤是宋诗日常化的集中表现，那么宋人究竟如何将“日常”容摄自嘲诗中呢？换言之，自嘲诗在哪些维度表现出宋诗的日常性特征呢？这可从宋人自嘲媒触的日常化与普泛化，以及在“食眠”一类日常自嘲中生成“俗我”形象等角度加以考察与确认。然而正如前野直彬所论，“如果一旦自足于日常生活，就容易堕向淡薄的趣味性之中”⑥，宋人又是如何使这些日常经验贯穿于美学自觉中，从而实现日常性的超越呢？这主要通过两个维度加以实现：其一，在格物究理中赋予平凡物事以哲思内涵与理趣高度；其二，以禅思结合宋人文化观下独特的陶渊明“食眠”形象，发掘“俗我”表象下的“真我”实质。综上，本文主要就宋代自嘲诗“日常性”品格的生成脉络、表现维度以及宋人对“日常”的精神超越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走向日常：自嘲诗的“唐宋转型” 沿波讨源，中国古典文学的自嘲传统可溯自《诗经》《楚辞》，如《诗经·邶风·简兮》一首即被朱熹认为“若自誉而实自嘲也”⑦，《楚辞》中《招魂》一篇亦被认为是“不检之言以自嘲”⑧。但若论及文人自嘲文学的精神渊薮及重要范式，东方朔的《答客难》无疑具有典范作用，这一点已为不少学者所指出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东方朔在《答客难》中的自难自辩与自嘲自解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班固论及此作云“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⑩，可见“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11)而至于被“俳优蓄之”(12)的政治境况是东方朔写作的直接触媒。受东方朔的影响，汉魏六朝一批同类作品如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寔《答讥》、陈琳《应讥》、郭璞《客傲》等诸多设论体自嘲赋都带有鲜明的政治感喟意味，是以有研究者称此类赋作在结构与内容上都贯穿着“战国情结”(13)。 魏晋时期俳谐文学取得了较大发展(14)，嘲谑诗开始涌现，出现了如费祎《嘲吴群臣》、薛综《嘲蜀使张奉》、程晓《嘲热客诗》、习凿齿《嘲道安诗》等主旨明确、特征鲜明的嘲谑作品。而自嘲诗也在“魏晋滑稽，盛相驱扇”(15)的时代氛围中初见雏形。应璩《百一诗》中的相关描写，如“少壮面目泽，长大色丑粗。丑粗人所恶，拔白自洗苏。平生发完全，变化似浮屠。醉酒巾帻落，秃顶赤如壶”(16)，是此时期诗歌中为数不多的自嘲经典。单看此章节似乎并无深意，纯乎是自我形象的调谑之词，然而联系张辅云“汝南应休琏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17)，可见《百一诗》的主旨依旧与政治密不可分，只不过由于该诗篇目佚失，章节零散，此段脱离了上下文的语境而卒然难辨其与“讥切时事”之主旨的关系。 在这一时期能较大程度地脱离政治感喟，将自嘲的意味寄寓于日常运作，突出自遣自适主旨的是陶渊明的少量作品。论及陶渊明的自嘲，不得不提及其具有自况性质的《五柳先生传》，中国史志传统有“生不立传”之说，陶渊明此文及其晚年所作《自祭文》均是带有强烈自我调侃、自我戏谑意味之作，故胡适《陶渊明和他的五柳》诗谓“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18)，它们的体式及自我戏谑的精神对后世文人的自传文、自祭文、自作墓志铭等传统影响深远。川合康三宣称《五柳先生传》乃“自传始祖”，并认为这种“转向隐逸者的自适自娱”，影响了“中唐以白居易为代表的‘闲适’文学”以及“宋代以后官僚文人的精神生活”(19)，这是深中肯綮之论。 在陶渊明的诗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这种自适自娱的自我调侃，如其名篇《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20)诗以自己老况起笔，中自谑五儿懒惰无学，末则旷达自解，通篇语言浅白，笔调诙谐。黄庭坚《书陶渊明〈责子诗〉后》云：“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悌慈祥戏谑可观也。”(21)细玩诗意，陶潜评骘诸子时语气温情谐谑，慈父形象跃然纸上，宜乎有学者认为此诗之旨“与其说是责子，不如说是自嘲”(22)。陶潜的其他相关诗作也多有以日常生活自谑而无关宏旨之笔，如被明人黄文焕解读为“自嘲自解”(23)之作的《杂诗十二首》(24)其八，诗作大部分篇幅均是“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之类“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日常农作，中间则以“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自谑，末以“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作结，均是以“超然自得，不费安排”(25)之语自嘲自释。而被沃仪仲评为“落落不治生产面孔，自嘲实自誉”(26)的“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一联，亦不离饥食日常之事。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自嘲诗中所体现的日常倾向深植于其独特人格与人生经历，在同时代里很难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作，因而显得相对独立与孤兀。加之此类陶诗数量不多，且所咏的生活内容也较为单调(27)，因此很难说陶渊明时代的自嘲诗已经酝酿了“日常性”的特点。自嘲诗的成熟以及“日常性”转型还有待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推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