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任京尹以来，不避台官，陵轹公卿，怙势诬奏，甚至强行干涉吏部试和礼部试，打破了国家官僚制度的底线，将德宗朝“纪纲大坏”的趋势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境地，以“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托讽之，可以说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实还有一桩残暴百姓、令时人“无不切齿以怒”(37)的恶政： (贞元十九年)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三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6册，第7604页)李实为了进奉固宠，不恤旱情，肆意征求，以致百姓困苦不堪；成辅端同情百姓，讥刺李实恶政，却惨遭杀害。此间情势一如《天说》开篇所谓“残民者昌，佑民者殃”的“极戾”状态。当时百姓在租税重压之下，被迫“坏屋卖瓦木、麦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势必导致《天说》所谓“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的大量涌现。 面对李实的暴政，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痛心疾首，旋即写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以下简称《状》)一文，极言百姓疾苦： 右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或犯法当戮，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下册，第655-656页)此文不仅生动反映了百姓“疾痛、倦辱、饥寒”之“甚”的惨状，揭露了李实“残民”的酷烈程度，同时充分表达了对唐德宗终止恶政、救民水火的强烈愿望。韩愈开篇便称颂德宗“恩逾慈母，仁过春阳”，这样看来，百姓的困厄并非德宗的主观过失，实因“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即德宗受到蒙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致。如今既陈实情，“岂有知而不救”，可见韩愈相信德宗定会有所作为。反观《天说》，韩愈在开篇和结尾处均描绘了百姓困厄呼天的场景，但在韩愈看来，这只不过是百姓“举不能知天”的表现，并非“天”的主观过失，结尾又指出“天”一旦听到百姓的呼声，就一定能顺应民意、赏功罚祸。由此可见，韩愈所塑造的“天”的形象和他心目中的德宗一样，都是爱护百姓的。韩愈以“不知天”消解百姓怨天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天”的正义形象，这与韩愈《状》中“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的正面称颂相辅相成，寄寓了韩愈对德宗的绝对信服与无尽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虽然勇于上疏、直陈民瘼，也不得不避忌权势正盛的李实，故《状》中只是点出了京兆府，表达了停征救民的意愿，却未敢直言指斥李实之罪。而其惩处李实的真实愿望，只能借助更为隐晦的、疏离现实话语的其他文体予以呈现。比如，韩愈同年所作《讼风伯》云： 维兹之旱兮，其谁之由？我知其端兮，风伯是尤。山升云兮泽上气，雷鞭车兮电摇帜，雨寖寖兮将坠，风伯怒兮云不得止。旸乌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斗其神。 嗟风伯兮，其独谓何！我于尔兮，岂有其他？求其时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饱兮饮足醉，风伯之怒兮谁使？云屏屏兮吹使醨之，气将交兮吹使离之；铄之使气不得化，寒之使云不得施。嗟尔风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辞！ 上天孔明兮，有纪有纲；今我上讼兮，其罪谁当？天诛加兮不可悔，风伯虽死兮人谁汝伤！(《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册，第70-71页) 韩愈借助楚辞体生动呈现了由所谓风伯一手造成的旱灾：由于风伯作祟，使上天雨露不得施惠；下民被迫拿出肥羊美酒上供，风伯却依然无动于衷地残暴下民。其间，与风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仁爱下民的上天。为此，韩愈上讼于天，期待上天严肃纪纲，惩罚风伯。总体来看，《讼风伯》的情境设定，与李实施暴“残民”，韩愈上状、寄望德宗的史事极为近似，宋人旧注即认为此文讽刺的是贞元十九年李实“不顾旱饥，专于诛求，使人君恩泽不得下流，如风吹云而雨泽不得坠也”(38)。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既借风伯讽刺李实，便不必再像《状》中那样有所避忌，从开篇的“风伯是尤”到“欲逃其罪又何辞”，再到“天诛加兮不可悔，风伯虽死兮人谁汝伤”，批判风伯的口吻层层加重，充分表达了韩愈期待德宗严惩李实的强烈愿望。由此反观《天说》，韩愈坚信“天”听闻百姓的呼声后，就会使残民者受到严惩，这与《讼风伯》“今我上讼”、天加诛于风伯的描叙如出一辙。不仅如此，“风吹云而雨泽不得坠”的繁复铺叙本身亦是“元气阴阳之坏”的生动体现。可以说，《讼风伯》与《天说》具有十分密切的互文关系，为探明《天说》托讽动机及其本事提供了有力佐证。 要言之，从贞元政治的总体局势，到李实当权及其贞元十九年苛征残民的种种细节，再到韩愈寄望德宗、惩恶安民的主观动机，与前述《天说》四项托寓特征一一吻合。特别是韩愈贞元十九年所作《讼风伯》《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二文，前者专事托讽而激切嘲骂，后者务求写实而意稍委曲，二文分别从正面和侧面、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双重角度表明：当韩愈有意向柳宗元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态度而又不便明言的情况下，有可能且只可能采用像《天说》这样谲诡的托讽话语，殆非如此无以全身，非如此亦不足以寄意。 以上既证韩说之本事，便不难窥见继之而出的柳说之旨。柳宗元在《天说》后半部分对韩愈既有褒扬又有批评，其文云：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4册，第1090页) 柳宗元开篇即点出韩说“有激而为”的特质，旋即称赞其“信辩且美”(39)，若非柳宗元觉察到韩愈借说理以讽时事之绝妙笔法，恐怕不必如此褒扬韩说。在此基础上，柳宗元提出“吾能终其说”，表明己说实承韩说而作，并能终结韩说之旨。这样看来，柳说也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辨名析理之文，而应接续韩愈“信辩且美”的修辞策略，对韩说的托讽旨意有所回应。要之，柳说开篇二句不仅为理解韩说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也预示着柳说自身的话语风格，诚为《天说》全篇之枢纽。 既明乎此，再看此后柳宗元对韩说之批评——通过重新定义天地和元气阴阳，逐一强调其自然属性，消解其社会属性，最终指出“天”是不可能赏功罚祸的——便不难体会到柳氏更为激进的政治立场。在韩说中，“天”象征的是当世君主唐德宗，“元气阴阳”象征的是王政纪纲，也即现行政治秩序，而柳宗元对“天”和“元气阴阳”的还原式界说，本质上否定了唐德宗“代天行法”的合理性，消解了唐德宗主持下的王政纪纲的权威性。对此，柳宗元自然不便公开表达，于是延续了韩说的托讽策略，通过话语属性的转换，暗中寄托自己的政治立场。 柳宗元之所以拥有如此激进的立场，殊不足怪，主要原因在于他那时已成为王叔文集团的骨干成员之一，这一集团依附于太子李诵(即后来的唐顺宗)，涌动着政治变革的潜流。《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条云： 叔文谲诡多计，自言读书知治道，乘间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耶？”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与王伾相依附。 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资治通鉴》卷二三六，第16册，第7602-7603页) 其时，太子李诵及王叔文集团关心民间疾苦，不满于德宗主导下的现状，但又担心触犯忌讳，招致灾祸，因此选择隐忍韬晦，欲待太子顺利即位后再采取行动。无论柳宗元当日是否有“求速进”的主观意愿，他既为王叔文集团中“定为死友”的骨干成员，自然会认同并遵循这一集团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行动策略。由此反观《天说》，我们更能深入窥悉韩柳异同之动因，揭开其间蕴藏的历史世界： 贞元十九年，韩愈一意关心百姓疾苦，在政治上却无党可依，只能寄望于现行之“天”——唐德宗，但同时又忌惮权臣李实，故作《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而闪烁其辞，又作《讼风伯》与《天说》专事托讽。作为同官好友，柳宗元深知韩愈用心，然而他又是王叔文集团之骨干，内心拥护太子李诵，欲言却不便明言，值此隐忍韬晦之际，只能延续韩说的托讽策略，通过话语属性的转换，寄托对德宗的不满。总之，韩柳在《天说》中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于“天”的态度截然相反，这看似二人哲学观点的对立，实则由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差异——韩愈寄望德宗而尊“天”，柳宗元寄望太子而轻“天”；而韩柳的相同之处，则体现在文学修辞层面，即二人之说皆属“有激而为”，皆因有所忌惮、不便明言而采取了借说理以讽时事的托讽笔法，以致《天说》通篇谲诡幽隐、暗藏机锋，读之或为辨名析理、议论天人之修辞狡计所蔽，而难悉本旨矣(40)。 余论 韩柳说体文之特质 拨开千年以降轩轾韩柳的层层迷雾，揭下《天说》哲学化的阐释面纱，重审其话语形态，究明其托讽旨意，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有助于深入理解韩柳二人在文学创作上的同气相求和政治立场上的异趣别径，有助于深入把握“韩柳异同”这一经典论题的复杂面向。如果进一步追问，历代何以多将《天说》视为辨名析理的哲学文献？除了韩柳笔法深曲这一直接原因，从根本上讲，或许与说体文的文体认知不无关系。 长期以来，说体往往被视为论体之下的二级概念，被定义为“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41)，甚至被说成“与论无大异也”(42)，几为论体所湮，统为辨名析理之正体。之所以如此界定，殆因说体文的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说卦传》和《说文解字》等学术著作，这固然无可厚非，但若以此衡量韩柳之说体文，便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今按韩柳说体文共计17篇，其中韩集收6篇(《师说》《杂说四首》《猫相乳说》)，柳集收11篇(《天说》《鹘说》《祀朝日说》《捕蛇者说》《
说》《乘桴说》《说车赠杨诲之》《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合为一卷)。这17篇作品中，只有《祀朝日说》《乘桴说》2篇属于较为纯粹的辨名析理之作，余者皆存在着鲜明的现实观照，甚至蕴含着具体而微的现实事件，主导着全篇的言说方式和修辞风格，与辨名析理之正体相比，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性。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曰感时说理。这类作品虽然本质上仍属说理，但在强烈的现实观照的驱动下，辨名析理是在特定情境下展开的，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因此往往无法确保逻辑的周延及论证的普遍合理性。比如韩愈《师说》是针对当时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而作，为了纠正这一风气，文中特意标举孔子师从老子之说，然而韩愈对此实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道家的附会，韩愈思想与《师说》的文本呈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但从另一层面讲，此即文体风格使然：《师说》作为说体文，乃感时而发，孔子师从老子之说，或可视为一种修辞策略，而非正言，不必深究。此外，柳宗元《
说》也存在类似特点，限于篇幅，兹不赘。 二曰叙事警世。这类作品已然摆脱了辨名析理之窠臼，以述说现实事件为主体，至篇末才转入道理与教训，理由事而生、因事而明，警世之意更加真切可感。比如柳宗元《捕蛇者说》，主体部分为记事记言，篇末转入“苛政猛于虎”之说，猛烈批判现实社会中的“赋敛之毒”，哀民多艰，讽刺辛辣。韩愈《猫相乳说》结构笔法相近，先叙述猫相乳之事及马燧之功业，最后赞颂马燧修身齐家之德、善持禄位之能，与《捕蛇者说》相比，一为讽刺，一为称道，皆非空谈道理，乃是根于时事而有益于世者。 三曰借物托讽。韩愈《杂说四首》，柳宗元《鹘说》《说车赠杨诲之》《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皆属此类，占韩柳说体文总量的六成以上，是其主体风格。其中韩愈的《杂说四首》，前人评云：“《龙喻》言君不可以为臣，《医喻》言治不可以恃安，《鹤喻》言人不可以貌取，《马喻》言世未尝无逸俗之贤。”(43)柳宗元以《鹘说》讽“当途者昔资子厚之气力而今不知报”(44)，以《说车赠杨诲之》讽杨诲之“圆其外者未至”(45)，以《谪龙说》讽“非其类而狎其谪”者，殆自寓贬谪之身世(46)，以《复吴子松说》讽“人或权褒贬黜陟，为天子求士者”(47)，以《罴说》讽“不善内而恃外者”，流露出对朝廷“以藩治藩”政策的批评(48)，以《观八骏图说》讽人才选拔机制的教条与异化，率皆借物托讽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存在三重共性特征：一是假借之物的自然(物理)属性与社会(人伦)属性密切相关，便于象喻托讽，比如《说车赠杨诲之》之“车”具有“圆其外而方其中”(49)的特点，适可象征为人之道，又如《杂说四首》之《龙喻》，以龙象征君主，更是不言自明的。二是借物托讽之书写，多具事件化特征，特别是《鹘说》《谪龙说》《罴说》等篇，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具有小说化倾向，巧妙幻化出丰富生动的托讽空间，托讽之笔得以游刃其中。三是托讽主题往往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而且很多涉及全局性、关键性、制度性的问题，比如君臣关系、纪纲法度、选人用人、藩镇政策等。 由此反观《天说》一文，实将感时说理、叙事警世、借物托讽熔于一炉，感时而先叙其事，复借辨名析理之辞，收托寓讽刺之功，诚可谓韩柳说体文集大成之作。全篇看似说理而非正言，先叙其事而匿其志，着意托寓而绝去具象之物，转而寄诸“天”“人”“元气阴阳”诸概念之中，使人浑然莫识其端，而宛转嘲骂之心，已毕于短制矣。更为重要的是，从《天说》的创作形式上看，该文系韩柳同题共作，这在二人的古文创作历程中当是绝无仅有的。韩柳在《天说》中一道采用托讽策略，寄寓现实关切，集中展现了说体文的文体特质，充分反映了说体文的创作倾向，共同开辟了与辨名析理之论体文貌合神离的夐绝之境(50)。 幸承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指教，在此敬申谢忱。 注释： ①石介《与范十三奉礼书》，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4页；张履祥《读诸文集偶记》，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卷三○，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册，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