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乐和词体形成的问题，同清商乐与唐宋燕乐的关系问题相联系，是中国文学史、音乐史两个领域的重要问题。通过反复讨论，研究者逐渐取得一些共识。比如：一、历代宫廷音乐可作雅乐、宴飨乐、俗乐之三分；二、就其主体而言，魏晋南朝宫廷宴飨乐称“清商乐”，唐宋宫廷宴飨乐称“燕乐”，两者前后相续，但其间发生了重大改变；三、改变的动力来自胡俗乐，即由胡乐入华而造成“胡夷里巷之曲”①的流行；四、在此背景上产生了以“因声度词”“倚声填词”为特征的词体。最近几十年，相关论述汗牛充栋，其成果非常可观，以上四条是其要点。 那么，这些成果是否需要重新检讨呢？自然是需要的。钱志熙《法曲胡部合奏与词乐、词体的产生》一文(以下简称“钱文”)，便代表了这种检讨的眼光②。此文的基本观点有四：一是认为学界对“法曲与胡部合奏”一事的具体内容缺乏考索；二是认为唐太常雅乐所传《五调歌词》源于梁代三朝设乐第一种之《相和五引》；三是认为隋炀帝时所制的《纪辽东》很可能是《相和五引》这个系统曲调的变化；四是认为“法曲对词体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核心意见是认为词乐和词体都以清商旧乐为主源，因“清商旧乐的新变”而得以“初兴”。尽管类似看法早见于古人论述，例如南宋朱弁《曲洧旧闻》有“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③之说，但钱文提出了新的问题，便值得重视。为厘清事实，纠正错乱，特撰此文，恭请学界各位同仁指正。 一、“法曲与胡部合奏”的内容和意义 关于“法曲与胡部合奏”的记载见于《新唐书·礼乐志》：“开元二十四年(736)，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④钱文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对“法曲与胡部合奏”一事的“具体内容缺乏考索”。钱文这一看法明显存在问题，因为对于所谓“具体内容”，学界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第一个具体内容是“道调”。道调在一般意义上指道教曲调，狭义上则指俗名“道调”的林钟宫调。唐代道曲今可考者共67曲，主体出自玄宗时代。其中有20曲为玄宗时新制曲，包括《霓裳羽衣曲》。此曲主体部分是经由唐代西北边境传入的《婆罗门》舞曲，进入中原后增加了汉族风格的序曲⑤。在天宝十三载(754)改制的道曲则有34曲，其中数量较多的是道调曲，有《金华洞真》(原名《龟兹佛曲》)、《钦明引》(原名《舍佛儿胡歌》)等曲。显而易见，道曲包含来自西域的佛教曲调。综合来看，道曲是产生于唐高宗时期而兴盛于开元、天宝年间的音乐品种。从功能角度可分为两期：前期多为宫观祭祀乐曲，所以往往以“九真”“九仙”“洞灵宫”等宫观之称为名；后期增加了许多胡俗乐曲。与此对应，在天宝年间，不仅出现了太常署诸乐改名的事件，而且出现了专用于道曲的宫调——采用雅乐音阶而兼注“时号”的道调。这个“道调”显然综合了新旧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它大量采用胡乐、俗乐的素材，因此使用“时号”。另一方面，作为仪式乐曲，它采用雅乐音阶，联系于唐代雅乐；作为华夏新声，它容纳了一大批商调乐曲，联系于清商音乐；使用钟磬伴奏，以唐古律之林钟、太簇为调式主音⑥。总之，它代表了富于汉族风格的新的乐曲系统。 第二个具体内容是“法曲”。在《新唐书·礼乐志》中，乃指唐玄宗所建“梨园法部”教习的乐曲⑦。丘琼荪曾考订其曲目，为25曲⑧。玄宗时，为适应新俗乐的发展而增设了教坊、梨园两类俗乐机关。梨园别教院中的优秀人才可升入教坊，教坊坐部伎中的优秀人才又被选入内廷梨园的法部。可见法曲有四个特点：一是艺术音乐，不同于“庙堂”祭祀音乐或仪式音乐；二是胡乐同汉乐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新音乐，不同于旧俗乐清商乐；三是经过充分提高的艺术音乐，不同于一般的新俗乐；四是器乐曲，不同于二部伎等艺术歌舞曲。从使用清商乐律与乐器这个角度看，唐代法曲同隋代法曲存在继承关系⑨，但唐代法曲与南朝“法乐”无关。“法乐”意为佛法之乐、梵呗之乐⑩；而唐代法曲25曲，除《献天花》外，都是世俗乐曲，不是佛教乐曲(11)。至于钱文把法曲说成是上古音乐(“法曲实为三代所传的固有雅乐，也包括并非三代雅乐的汉唐时代所造庙堂音乐以及宫庭所传的俗乐”)，是纯粹汉族音乐(“法曲是指未曾杂入胡夷音乐成分的华夏固有音乐”)，则离真相更远。 第三个具体内容是“胡部”或“胡部新声”。它指的是开元、天宝年间从河西地区(今甘肃省酒泉、张掖、武威等地)输入的乐舞。《新唐书·礼乐志》说：“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龟兹散乐皆为之少息。”(12)可见“胡部新声”有别于龟兹乐和散乐，指凉、伊、甘、渭、石、氐等地的歌曲，又称“胡音”或“胡音声”。其中有《婆罗门曲》，郑嵎《津阳门诗》注说：“西凉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之散序，用敬述所进曲作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法曲。”(13)所以天宝十三载太乐署记新曲名，《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衣》。另外几支乐曲的情况如下。(一)《凉州》：开元六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进献，宫调曲。《乐府诗集》卷七九载其大曲辞，存“歌”辞三遍(七绝二、五绝一)，排遍辞两遍(均七绝)(14)；但杜牧《庆河湟归降》诗说“《凉州》声韵喜参差”(15)，可见《凉州》亦有杂言辞。《凉州》曾编入法曲，翻为琵琶曲，又有多种摘遍曲流行(16)。(二)《甘州》：羽调曲，商调曲，软舞曲。有很多摘遍体，比如《甘州》(五言四句)、《甘州乐》(五言八句)、《甘州歌》(七言四句)、《甘州子》(杂言)等体(17)。(三)《伊州》与《渭州》：皆为天宝年间西凉节度使盖嘉运所进，商调曲。《乐府诗集》卷七九载《伊州》大曲辞，存“歌”辞五遍(七绝二、五绝三)，入破辞五遍(七绝三，五绝二)(18)。敦煌本伯3808号载《伊州》三谱，分别是“慢曲子《伊州》”“又急曲子”“《伊州》”(19)。《伊州》舞是盛唐教坊的保留节目。据《教坊记》，教坊妓人多习此舞，反复表演(20)。《渭州》又称《大渭州》，摘遍曲存两体：七言四句体与五言四句体。《太平广记》卷一四○引《广德神异录》说：“天宝中乐人及闾巷好唱《胡渭州》，以《回纥》为破。”(21)以上五支曲调(含《霓裳羽衣》)的基本特点是：都为大曲，有歌，有舞；都编入教坊；除《凉州》外，都是商调曲；都配辞，《凉州》《甘州》且有杂言辞(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