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环境被互联网影响和重塑，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再习俗化”过程。传统的民俗文化如节庆、祭祀、展演等，除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传承外，还转移到了互联网空间，且生成了大量带有网络专属特征的民俗新形式，如：网络民俗艺术、网络民间文学、网络节庆与祭祀、网络崇拜与信仰等。网络民俗，也可称为“在线民俗”，它依托数字化传播平台不断产生并迅速传播，使传统民俗真正处于“活”的状态，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虚拟空间民俗文化实践、体验和消费的新路径。基于数字化时代民俗文化传承、生产和传播出现的新变化，需要拓展互联网时代民俗学的研究视域，调整民俗研究的范式和方向，关注互联网时代民俗学产生的新议题，分析探讨网络民俗的新特征、新形态和新机制。 一、拓展数字时代的民俗学研究领域 依托互联网生成的大量新型民俗事象，目前一般称之为“网络民俗”。这类在网上生产、传播的新民俗，虽保留了传统民俗的“种”的基因，但也反映出因社会生活内容更新、数字化传播所带来的诸多衍变，且已蜕变为栖居网络空间的“新民俗”。基于数字化时代民俗出现的变化，当代民俗学研究理应有所回应，将“网络民俗”作为重要研究内容。 国外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界已然形成关于“网络民俗”的系统性讨论。20世纪中后期，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就注意到，21世纪是互联网统治的时代，人们将纷纷从现实空间“奔向”网络世界，并断言“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倘若不与网络联系在一起，都会逐渐走向衰败”。他还清楚地表明“工业化事实创造了新民俗”，例如，计算机民俗①。邓迪斯的这一观点对民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也引发了西方民俗学者开始转向网络民俗的研究。美国学者特雷弗·布兰克于2009年出版的《民俗与互联网》及于2014年出版的《民俗学和互联网研究的概念性框架》，就专门针对新兴数字技术时代的互联网民俗进行了理论化阐释，旨在“将网络确立为民间研究的合法领域”②。布兰克于2012年出版的《数字时代的民俗文化》，还明确将互联网视作民俗学家重要的分析领域，并为数字化的民俗研究设定了相关研究议程。2010年以后，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许多民俗学者开始转向互联网民俗研究，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的民间故事、传说、风俗习惯等延伸到了与当下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网络虚拟世界，步入了数字时代的“后民俗学”③研究。 国内对于“网络民俗”虽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讨论，但一些前辈民俗学者在其民俗学论著中的一些观点对认识“网络民俗”有较大启示。如钟敬文认为：“民俗学的研究是现代学，它研究的资料主要是从现代社会中采集来的。”④他提出民俗学的性质是“现代的”，要尽可能建立“现代式科学”⑤，指明了民俗研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联性。乌丙安则在《民俗学原理》一书中提出：“全社会变革带动了整个习俗环境的变革……俗民个体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这种改变了的习俗形式，从而导致了一场大范围的俗民再习俗化。”他进而指出这种“再习俗化”过程将会产生新的民俗⑥。钟敬文等虽没有专门讨论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民俗”问题，但已揭示民俗的“变动性”和民俗研究的“现代性”。另一位民俗学者高丙中在其《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则通过对“民”和“俗”意义的溯源提出：随着新生活、新群体、新媒介的出现，一方面，过去以“农民”为主体的传统民俗观要有所改写，农民其实只是一种类型的“民”，还有城市市民之“民”以及都市化时代的“新市民”，后者已极大地扩展了“民”的范畴；另一方面，“俗”的内容也在变化，民俗之“俗”的外延“已经扩展到全部的社会生活、文化领域了”，且已从旧时代以农村为主的旧风俗形态转变为新都市、新工业化时代的“新民俗”(西方一般称为“后民俗”)⑦。据此，高丙中提出：“工业化事实创造了新民俗……例如，我们现在就增加了冲浪的民俗、摩托车骑手的民俗和计算机设计者的民俗(计算机民俗)。”⑧上述国内学者都敏锐地注意到了现代社会生活更新所带来的“民俗”衍变，并做出了颇具前瞻性的学术提示，这对今天的网络民俗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随着数字化传播媒介不断发展，网上以“民俗”“民间文化”“新民俗”“非遗”等冠名的民俗现象大量涌现，基于此，一些学者也开始将“网络民俗”纳入研究视野，倡导展开网络(数字)民俗、“后民俗学”研究。代表性的论文如黄永林的《民俗学的当代性建构》和李向振的《拓展互联网时代民俗学研究视域》，两者都指明互联网是民俗学家开展民俗志研究的独特领域，网络民俗研究有助于民俗学成为“现代学”的学科特点。孙文刚在《网络民俗：民俗学科的新生长点》中更清晰地阐明：网络民俗成为愈来愈多的当代人(尤其是广大网民)的一种模式化的民俗生活，如从昔日面对面的游戏、谈话到今天网络虚拟空间中的游戏、网聊等娱乐方式的改变；从古时的“烽火传讯”“鸿雁传书”“鱼传尺素”到现代的寄书信、发短信、打电话、E-mail、QQ聊天、飞信、微博、微信等日常通信方式的改变，实质性地反映出传统的民俗生活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的演变，反映出网络时代人们民俗生活的一种变化⑨。自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民俗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和研究网络新民俗事象，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有意识地向“网络民俗”聚焦，杨秀芝的《“互联网+”视野下的民俗文化活态化研究》⑩、程名的《网络传播的社群化特征与网络民俗的建立》(11)、彭小琴的《民俗艺术的新媒体传播路径》(12)等，就分别从不同学科背景、理论视角关注传统民俗的传播语境转换和历史承变，揭示出网络民俗研究的多元认知维度和新的研究路径。 不可否认，国内学者对网络民俗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总体而言我国的网络民俗研究还是一个尚待开发的学术领域，真正涉足此研究的民俗学专家不多，尤其是深耕此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较少。更有意味的是，“网络民俗”一词其实也并非由民俗学者提出，而是由从事传播研究、文化研究的学者首倡并加以命名。从民俗学发展角度看，此种相对“冷寂”的研究状况，与西方国家“后民俗”研究日趋主流、煌煌勃兴形成鲜明比照，确实引人深思。 国内有影响的民俗学者较为疏离“网络民俗”研究，其中原因大概有三：首先，从学术范式看，历来从事传统民俗学研究的学者较多致力于民俗学科的原生问题研究(是什么、为什么、能什么)，主观上较为轻视对“当下”“活态”的传承和传播问题；其次，从学术观念上看，他们一向较为关注传统民俗学领域内的学术命题，对“旧”民俗有眷恋，与“新”民俗则保持距离，因而对现代生活中、网络空间上传播的“异质”的新民俗现象保持着警惕，或将“脱范”的网络民俗归为“大众文化”现象，而不将其归为“民俗”；最后，乃学术趣味使然，一些民俗学者对网络新媒介不太留意，甚至对网络传播还不太熟悉，更遑论其中已十分斐然的民俗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