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本土化声浪汹涌澎湃，以及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日益高涨这一总体语境下，以异域、异质为课题对象的西方研究或曰西学，应该如何开展和发展，如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自身文化建设，而同时又有大贡献于国际学术界，尤其有益于对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探讨，是每位西学研究者迫切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而这又首先关乎如何为西学定性和定位等基础性问题。本文拟立足于新时代，汲取历史经验，在与各种相关论述和立场的商兑中，揭橥在中国做西学的性质和方法论。 一 中国西学的中国性 中国西学如果在读者的设定上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那么就应该考虑如何去触动中国人和中国学术。这客观上要求中国西学研究者必须是带着对中国问题的关切，以解决中国问题为鹄的。西方思想学术浩如烟海，选什么和不选什么课题来做，表面上可能出自专家学者的私人兴趣，但其兴趣的背后则是有本国问题的驱动。在此意义上说，任何异域研究都是本土问题的一种投射，甚至，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一切西学研究皆堪以“国学”谓之。 例如，季羡林就曾将从域外传入中国的佛教纳入“国学”的范围，近些年黄保罗更极力鼓吹将并未像佛教那样早已融入中国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耶教也视之为一种“国学”。季羡林提出：“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1]同样，黄保罗认为需要突破以儒学为正宗和正统的“狭隘的‘国学’观而提倡包容中外元素的‘大国学’”[2]概念，他解释说，这一新主张“不仅仅是把国学作为一种传统历史文化知识的学问，而是把它当作代表中国形象及其生存和发展动力的学问，而且大国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3]。两位学者的意图都很清晰而强烈，即扩大“国学”的语义空间，发展一个能够将“外来文化”也纳入其内的“大国学”概念。与季羡林相比，黄保罗将国学的口子开得更大，如果说季羡林只是将已经汇入中国语境的外来文化纳入国学，那么黄保罗的国学概念则进一步向未来可能进入中国的一切外来文化动态性开放，即举凡能够为中国所用者皆可以“国学”相称。这种对“大国学”之吁求并非无的放矢，因为在其先其后都有一个对“小国学”的揩定，即将“国学”严格限制在儒家原典“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或“六经”上，连孔老夫子都挤不进去，他至多是“国学”的第一位传人[4]。 “大国学”概念的提出可谓石破天惊，物议纷然。但如果考虑到近代以来中国学术一直有西学的参与和建构这一历史，又如果考虑到文化本质上是复合性的和复合式前进的，那么这种看似激进的“大国学”观倒也自有其道理。就翻译作品或文化输入活动而言，其中虽不乏来自西方列强的文化帝国主义之冲动和企划，但西方的文化能否最终为中国人顺利接受，能否在中国落地生根，能否变异性地在中国生长，则其根本上乃是取决于中国人之本土的内在需求。而如果说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能够飘洋过海，在中国大地获得其勃勃生机，在对中国需求的满足之中形成一种新的混合型的文化，那么外来作品及其研究也是可以侧身“国学”殿堂的。外来资源当其被国人利用、汲取养料，从而转化为自身的血肉之躯及其能量时，我们难道还能称其为“身外之物”吗?这是“身内有物”，更准确言之，这是“物为其身”或“有物混成”。文化交流和互鉴的内因即内部驱动力毫无疑问是本土的需求，而从外部输入的文化，只要它能够存活下来，既来之，则安之，那就一定成其为内部的、本体的文化。在此意义上，内外之分仅仅适用于区别一种文化的元素构成，是历史的溯源，是成分的辨认，而非整体而观之或有机而观之。 从学科划分及其稳定性角度看，“大国学”观念肯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不具备可操作性，譬如说，遵照“大国学”标准，那么中国所有的涉外学科都得改称“国学”了，例如外语系包括季羡林生前所任教的东语系都需要以“中文系”称之。但季黄二位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将所有外来之文化、外来之学术纳入“国学”范畴，所欲表达的是这些外来之物在本土的“植根性”，而此“植根性”又不是由这些外来之物自行完成或自动取得的，也不取决于其原拥有者的主观意愿甚或强力推行，而是依赖于本土受众的真实需求。这样说来，“大国学”观所强调的实则是作为外来研究之性质的在地性、本来性或中国特色。 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他反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反对“洋八股”和“教条主义”，反对“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而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5]。虽然马克思主义与西学在中国特殊之语境中是不可随意混同的概念，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也同样可以用来理解他对待西学的态度。毛泽东坚持：“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6]对于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其判别的准则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建设“革命的民族文化”，是否符合我们“民族的特点”以及“民族形式”[7]，这就是说，毛泽东对西学的中国化要求是双重性的，既在内容方面，亦在形式方面。不过，更深切、更根本地，毛泽东又提出：“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8]需要注意，此处将“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作为衡定外国文化之为精华或糟粕的标准，实际上等于说，民族特点或民族形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显现为“民族”的，乃是基于“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它们是为其特殊的物质存在和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中国人民的文化需要的反映和表现。这是唯物主义的文化艺术观。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9]。这虽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西学的号召，但中国西学处身于中国语境，也同样被赋予中国性的问题，因而中国西学也同样应当“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有责任将中国语境的特殊吁求自觉地书写出来。这当然不是要把“西学”变成“国学”，变成“中国研究”，改换研究对象，而是提醒我们中国西学应该有其中国性。这一中国性不表现在研究对象上，而表现为虽研究异域和异质而仍葆有本土问题意识，表现为“他山之石”可借以“攻”我方之“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