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为长时间的情绪低落，对周遭事物不感兴趣，自我评价过低，出现早醒、失眠、无器质性病变的疼痛等躯体化现象，产生幻听、幻觉以及自残、自杀念头或行为，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黄悦勤等人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终身患病率为6.8%，12个月患病率为3.6%（Huang et al.，2019：215）。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精神疾病患者达243264000人，总患病率高达17.5%，其中严重精神疾病患者超过1600万人，发病率超过1%，这些数字还在逐年增长。①这说明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遭受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折磨，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然而，抑郁症的病因机制未明，医学诊断和治疗都是基于症状，这促使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加入“抑郁症是什么”的本体论探讨，使之陷入结构论和建构论的争论（萧易忻，2016c）。社会结构论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真正的疾病，故致力于寻找导致抑郁症的现代特殊环境因素。但抑郁症确实存在建构成分，如某些生物医学与制药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贩卖抑郁症”，成功推销抑郁症意味着更多的病人和更高的制药利润（Horwitz & Wakefield，2007：6；Kramer，2005：53、61；Moynihan et al.，2002：889）。社会建构论认为抑郁症存在建构的成分，但这容易引导大众认为患者诉说痛苦是他们逃避社会的手段，然而这些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沙莎，2014；李兰妮，2008）。 从研究路径来看，一部分学者致力于探究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原因，大多赞同社会结构论；另一部分学者致力于探求社会理解和应对抑郁症的方式，大多赞同社会建构论。而戈夫曼的拟剧论从后一种研究路径出发，能够最大限度避免抑郁症的本体论争议（戈夫曼，2017：231-232）。但拟剧论存在真假表演和忽略文化多样性及文化意义的问题。在尝试修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抑郁症的社会学意涵，即破坏性展演。这一概念及其研究框架既能刻画抑郁症破坏情境规则和互动秩序的外部特征，又能在学理上承认患者的情感痛苦，这有别于道德化、污名化、医学化视角下的抑郁症，同时还能部分回答结构论与建构论之争，化解隐含在神圣性假设中的社会与个人紧张关系。 二、抑郁症的本体论争议 对于抑郁症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诸多学科介入，众说纷纭，至今仍未有定论。抑郁症既有生理基础，也有社会诱发因素，这使得对其讨论陷入了结构论和建构论的争议。 （一）抑郁症的医学解释 在生物医学研究者看来，抑郁症是一种疾病，但他们之间也存在不少分歧。一些学者试图证明抑郁症是由大脑化学物质紊乱引起的，如5-羟色胺水平偏低。尽管他们使用更加精密的仪器和测量方法，但目前并未证实二者存在相关关系（沃特斯，2016：236-237）。然而，这并不影响制药公司以此为名制造成千上万种治疗药物。而对于药物的作用，或日有效果，或曰患者实际被过度治疗，或曰药物产生作用是心理上的，其实不如安慰剂（Lewis，2012：21）。 进化医学研究者则指出，抑郁症代表了一种进化适应机制。首先，抑郁症是人类对糟糕环境的一种应激反应，促使人们做出反应来保护个体和人类族群繁衍（Keller & Nesse，2005：27；Baptista et al.，2008：24）。其次，抑郁症可能源于进化机制与当代社会环境的错配。病理性抑郁状态可能与炎症相关（Raison & Miller，2013：15），当代社会复杂的社会互动和压力诱发了抑郁症，同时也导致了抗抑郁药物的无效（Miller & Raison，2016：32）。最后，远古时期的易感基因与现代环境的错配也可能是抑郁症产生的原因（Keller & Miller，2006：441）。但有研究指出，抑郁症与遗传基因的相关性很低（Hyman，2014：190；Ripke et al.，2014）。也有研究检测出了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座，但具体是哪些基因座却未有定论（Stahl et al.，2019）。可见，抑郁症是复杂性疾病，明确的病因机制目前尚未找到。 （二）催生抑郁症的社会结构因素 一些学者探究抑郁症产生的社会成因，他们基本赞同抑郁症是一种真正的疾病，只是更强调社会环境对抑郁症的作用，并指出当代特殊的社会环境是滋生抑郁症的温床。在弗洛伊德看来，抑郁症与其他精神疾病都是文明压抑的结果（弗洛伊德，2017：133-156）。继承弗洛伊德思想的刘易斯认为，羞耻和罪感是西方文化赋予的道德情感，其作用在于维系社会情感纽带与社会凝聚力。当情感纽带遭到威胁时，羞耻和罪感便开始发挥作用，而代价则是个人牺牲自我，患上抑郁症（Lewis，1981：227，1984：216）。 谢夫赞同刘易斯的观点，指出个人主义导致了社会关系异化，同时通过压抑社会-情感世界来支持认知世界，社会通过羞耻感对自我过度施压，导致部分人患上了抑郁症（Scheff，2014：114）。同样，现代性要求人们成为高度反思的主体，在自我筹划、自我认同方面投入过多心理能量，这促使自恋文化和自恋人格的形成，而抑郁症是人们在社会压力下无法实现自我的产物（宁应斌、何春蕤，2012：49）。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引发的社会压力也可能是诱发抑郁症的主要因素，再加上医药产业、政府、学者和媒体的宣传，人们的心理情境以及对疾病的认知和建构均受到了影响（萧易忻，2016a，2016b：17，2016c：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