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脱贫劳动力的稳定就业是巩固脱贫①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2020年，我国贫困劳动力的务工规模为3243万人，三分之二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转移就业摆脱了绝对贫困②。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要求，确保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并强调以就业帮扶车间、劳务协作、公益性岗位等多种转移就业形式促进脱贫人口的稳定增收③。毋庸置疑，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与脱贫帮扶政策的逐步退出，意味着脱贫劳动力须嵌入区域性或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中，脱贫劳动力及其家庭仍然面临着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风险（邢成举、李小云，2019；李迎生，2020）。在此背景下，只有系统把握脱贫劳动力流动地选择的规律，才能因势利导，实现公益性岗位、劳务输出等促就业社会政策整体效用的最大化。 流动地选择是人口转移研究的一个分支，可追溯至拉文斯坦提出的人口转移法则（Ravenstein，1885），而后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及可持续生计框架等分别做出了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口转移是个体基于利益最大化做出的理性决策（Nguyen et al.，2015），代表性观点有推-拉理论（刘易斯，1989）、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人力资本模型（Schwartz，1973）和新迁移经济学理论（Stark，1984）等。而马克思主义超越个体、家庭的微观视角，从宏观结构性层面解释人口转移现象，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向相对落后地区渗透的结果（Breman，1978；Portes & Walton，1981）。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转移研究的个体取向与宏观取向的二元对立凸显，对相对贫困劳动力转移现象的解释日渐式微。首先，个体理性与“资本裹挟”的对立不足以系统解释人口转移的机制与模式（de Haan & Rogaly，1994）。其次，相对贫困劳动力及其家庭在人口转移研究中尚处于“隐形”状态（de Haan & Yaqub，2009）。鉴于此，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代表的整合分析成为解释相对贫困人口转移现象的重要理论取向，相对贫困劳动力被重新带回人口转移研究的视野（de Haan，1999，2002；Coffey et al.，2012）。 反观本土，人口转移研究大多关注一般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关于相对贫困劳动力的流动决策与流动地选择的研究较少。一些学者依据人口转移的动机与过程，对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做了区分（蔡昉，2001；王春光，2001；魏万青，2012）。与一般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同的是，相对贫困劳动力的人口转移主要是务工型流动，具有暂时性、季节性和循环性。此外，相对贫困劳动力普遍存在结构性人力资本水平偏低的问题，大多从事技术含量不高、劳动报酬较低且劳动保障不足的非正式工作（Waddington & Sabateswheeler，2003；蔡荣生等，2005；薛美霞、钟甫宁，2010）。二者的结构性差异，使得打开我国相对贫困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黑箱”，且与整合分析取向下的国际经验进行对话十分必要。 鉴于此，本研究以脱贫劳动力④为研究对象，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东部沿海山区凤宁县⑤的实证数据，进而讨论该群体的流动地选择有何特征以及家庭特征如何形塑其选择。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关于相对贫困劳动力流动与否的观点之争 谈及脱贫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一个前置性问题是该群体存在务工型流动吗？如若不存在，那么流动地选择问题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贫困与务工型流动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此并未达成共识，主要存在贫困阻碍人口流动与贫困驱动人口流动两种观点。 其一，贫困阻碍人口流动。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家庭越贫困，人口流动的可能性越小（Waddington & Sabates-wheeler，2003；Murrugarra et al.，2011）。务工型流动是家庭生计多样化与获得工资性收入的策略之一，但这并非贫困驱动的消极应对策略，而是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为获得更高的综合收益而做出的策略性选择。汉普夏在关于尼日利亚游牧民族的研究中指出，季节性流动的务工者多来自实物资产（家畜）较多的家庭而不是相对贫困家庭，即家庭的实物资产与季节性流动存在正相关关系（Hampshire，2002）。也有学者指出，印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模式在家庭经济资产维度上呈倒U形，即相对富有和相对贫困的家庭较少外出务工，而“中间阶层”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力军（Adams，1993；Waddington & Sabateswheeler，2003）。换言之，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人力资本与户均耕地面积等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相对落后地区的人口流动模式（Connell et al.，1976；Yadava et al.，1996）。此外，一些在孟加拉国（de Haan et al.，2000）、津巴布韦（Bird & Shepherd，2003）、马里共和国（de Haan et al.，2002）及中国（Du et al.，2005；罗仁福等，2011；韩佳丽，2020）开展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其二，贫困驱动人口流动。这一观点主张相对贫困劳动力不得不外出务工，以维持家庭生计。莫斯等发现，印度西部的比尔人部落（Bhils tribe）的相对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例高，且呈现务工距离远、时间长与家庭化流动的特征，只有老弱病残者留守家中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Mosse et al.，2002）。出现大规模贫困家庭的务工型流动，与当地的土地制度、高利贷、劳务中介的预付款制等社会制度以及印度的季风气候有很大关系。德哈恩也指出，没有耕地的家庭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更大（de Haan，1999）。在布基纳法索（Singh & Aneyetei，1996）及中国藏区（陆汉文、朱晓玲，2020），贫困家庭务工型流动现象也较为常见。但长期贫困、极端贫困的家庭较少将务工型流动作为家庭生计策略，即使他们出于生存需要而外出务工，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其贫困脆弱性（Ellis，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