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到民情：杨开道社会学思想的本土化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洛夫乔伊（2015：10）曾指出，一个时代看似有统一的标签，其实不同阶段有明显的差异。同样，即使是一个被标签化的作者，其思想在不同时期往往也有明显的差异（史华慈，2008：36-37）。杨开道正是如此。在早期，他是一个科学主义者，而经历清河实验后，他逐渐把民情要素与科学观念相结合。1934年，杨开道在《现代农村社会鸟瞰》一文中提出：

      科学对于现代农村的贡献，可以分成两部讨论：第一部讨论物质上的贡献，经济上的贡献；第二部讨论社会上的贡献，思想上的贡献。科学发明在工业上最重大的贡献是工业机械，在农业上的发明自然也是农业机械……科学在思想的贡献，社会上的贡献，第一部自然是消极的工作，反面的工作，旧日封建思想的铲除，鬼神迷信的打倒。（杨开道，1934d：502）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基层进行了一系列农场实验、乡村建设、自治改革，但这些“科学的”新事物始终不能树立起来，反而是传统的青苗会、家族组织、士绅群体等仍然发挥着治乡功能。杨开道体悟到新的理性不能直接落地中国农村，农村现代化建设或许不得不在国外科学和本土民情间做某种调适和转换，于是开启了调剂中西、沟通新旧的“民情化”努力。

      杨开道（1934d）当时把科学当作“现代农村之所以成为现代农村的基本法则”。在经历乡约社会史研究、清河乡治实验后，杨开道指出，“明日的社会情形，政治情形，一半固然要看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发明；一半也要看过去的历史，过去的情形”（杨开道，1935a：632）。这种思想之变伴随着他的新理解：

      我们是运用个人的天才，从个人经验去考查人生种种现象，从个人人生观去解释人生种种问题；我们是运用许多客观的事实，的证据，去推求一个共同的道理，一个寻常的道路。从表上看起来，似乎是后者为科学方法，前者为非科学方面，后者为我们应当采纳的方法，前者为我们不应当采纳的方法。不过千百肤浅的观察，的了解，其总和有时还不如一个天才作家对于人生意义，社会本质认识的真确，的深切。（杨开道，1935c：254）

      杨开道认为事实证据与个人经验同为社会研究的科学方法，用个人经验、人生观去捕捉现象的意义、获取农民的同情，或许更为“真确”“深切”（杨开道，1935d）。这与他1930年在《农村调查》《社会研究法》中力倡调查社会事实、推究事物规律的科学主义作风有了明显区别。

      虽然已有学者论及杨开道社会学思想中的民情维度（侯俊丹，2018，2021），不过，纵观杨开道的生活史和学术史（见表1）就会发现，杨开道社会学思想转变中的问题意识仍值得深究，即存在着从“五四”精神向“后五四”气质变化的明显痕迹。②从科学到民情的思想之变，体现了杨开道在“后五四”思潮中对农村建设、社会学本土化的新理解，意味着其从关注西方社会科学到思考中国历史传统与社会深层结构的“内在转向”（狄金华、侯冬意，2022）。我们尝试以“科学”（以西方现代科学来推动中国农村生活的理性化）-“民情”（以中西新旧会通来调适本国传统风俗与外来科学）的分析框架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就杨开道的社会学思想变化而言，“科学”精神、“民情”气质有何表现？第二，在“五四”到“后五四”的社会思潮流变中，杨开道的农村建设思想、农村研究方法出现了哪些调整？第三，为何会出现从“科学”到“民情”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有哪些意涵？第四，“五四”文化思潮对当时社会学界的研究问题、对象、方法、价值有何影响？

      

      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五四”底色

      （一）科学作为治理方式

      从1928年至1931年，杨开道试图通过《农村生活丛书（9/14）》为中国农村开出一整套科学救治方案。这套方案实质上是以“组织”为核心的科学化。在杨开道看来，组织问题是农村的根本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毫无组织。他们不知道组织的利益，也不知道组织的方法。所以几万万的农民，似像一盘散沙，没有一点团结力”（杨开道，1935b：83）。

      首先，科学对社会领域最大的贡献是“团体动作”（杨开道，1934d）。所谓“团体动作”，就是指农民组织起来合作办理田耕、买卖、教育、道路、自治等事宜。农村现存的小农经济、私塾教育、士绅治乡是不科学的、一盘散沙式的，科学地建设农村就应“改良农村组织”，“以农村组织为方法”（杨开道，1930i/1934b：8）。受霍桑（H.B.Hawthorne）的“农村生活社会化”、吉丁斯（F.H.Giddings）的“同类意识”等思想影响，杨开道（1930c：97-100）提出了同类意识、社会接触、共同事业等三条途径。同类意识就是桑梓情感，在农民与地主、商人、资本家竞争时发挥团结作用。社会接触即互动，通过乡民之间的接触产生社会交感（杨开道，1930e：81，1935b：90）。共同事业是指水利交通、盗匪防卫、疫病防治、儿童教育等（杨开道，1930f：63-65）。

      其次，除了在制度上建设组织，还得在计划上筹谋人事。组织农村要“谋全体人民的团结，共同生活的改善”（杨开道，1932b：90）。如何全面组织呢？受美国20世纪初的宏观社会学和社会进化论影响，杨开道（1932a：14-28/1932b：95）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是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民众与政府、小农与地主、个人与团体、工作与娱乐、习俗与新潮等多种关系的失调，如要调整至均衡状态，就需对村庄的人与事做全方位调查，制定揽括全部要素的建设方案。这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意味着他对农村的“结构-功能”式审视，即社会是由各种相互联系、功能耦合的元素组成，科学计划可以为社会要素找到最佳配置，以达到最优效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相信研究者可以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稳定可靠的常理，然后用常理、知识导引社会秩序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