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学史上，潘光旦是一位较难处理的人物。他曾担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全慰天，1999a），参与创建东南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学社（孙本文，2011：242-245）。他是常被提及的民国社会学家，其著作被选入中国社会学的经典文集（李培林等编，2009：743-768）。 然而，潘光旦并非社会学科班出身，他在美国的本科和硕士专业是生物学，其间曾有一年半时间专攻优生学（吕文浩，2009：49）。他虽受过系统的生物学训练，但回国后并未从事相关研究，也未参与中国生物学界的学术活动。民国时期，他一直推动着优生学的发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生物学，归国以后就不继续了。‘优生学’是一直搞的，解放后才放下。”（潘光旦，2000e：500）尽管如此，潘光旦的优生学仍以生物学为学理基础，这使他处于20世纪中国社会学的边缘地带，也让后人对他的学术贡献评价悬殊。在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学者中，有人将潘光旦列为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杰出代表或者社会学名家（韩明谟，2005），有人将他同费孝通并列为社会学前辈的双峰（郑也夫，2017：13），也有学者在书写或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时不曾涉及他（杨雅彬，1988；郑杭生、王万俊，2000），或仅用很少篇幅总结他的学术贡献（郑杭生、李迎生，2000：88；李培林等，2001：290）。 结合中西方的优生学史与社会学史文献，本文梳理了潘光旦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从融合生物学的视角分析他的研究在知识体系中的意义，并以当代学术的眼光重新评价他在学术史上的角色和贡献。本文主要探究潘光旦的学术思想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何价值，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潘氏的优生学和“人文生物学”与西方社会学史上的“生物学派”有何关联？生物学与社会学具有怎样的关系，为什么应当按照潘光旦的主张融合起来？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家与潘氏之间的“性养之争”有何学术史的意义？ 一、西方优生运动与潘光旦的优生学事业 19世纪下半叶，人类对动植物的了解比以往更为深入，进化论也为解释物种的起源和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范式（科尔曼，2000）。随着魏斯曼（August Weismann）揭示遗传机制的种质理论和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提出的遗传学原理逐渐普及（艾伦，2000：23、58），优生学家相信他们可以模仿自然选择机制，像培育动植物一样，通过人工选择改良人类的品性。优生学主张借助生育技术和人口政策干预国民的生育活动，其要旨在于促使品性良好的社会成员提高生育率（积极优生学），同时降低品性不佳者的生育率（消极优生学）。 优生学的创始人英国学者高尔顿（Francis Galton）致力于研究遗传法则，试图说明遗传因素主要决定了天才的产生。为了区分遗传与环境的作用，他还收集了双生子数据进行分析（Bulmer，2003：60-67）。基于高尔顿等先驱者的开创之功，英国成为优生学的发源地。 20世纪初的美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运动，众多优生学研究机构成立，位于纽约冷泉港的优生学纪录馆（Eugenic Record Office）最为知名。该馆主任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将孟德尔定律应用于人类特性的研究，为优生学纪录馆拉来了大笔资助，用以收集多个家族前后几代的人口信息（Kevles，1985：44-46、54-55、101）。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优生运动的高潮期，优生学知识和技术逐渐普及，优生推广团体纷纷成立，学者和民众普遍从优生视角看待社会问题（Kevles，1985：58-60）。 1922年9月，潘光旦乘船来到美国留学，正赶上美国优生运动的兴盛期。他在20世纪50年代回忆说：“我是怀着一定的目的去（留学）的，所以我进入学校后，首先就选修生物学……暑假也不休息，有三四个夏天，我都去参加有关优生、内分泌等训练班、研究所，去实习，去接触实际。”（张祖道，2008：179）潘光旦在回忆中提到的训练班和研究所主要是指优生学纪录馆。1923年夏，他参加了该馆第14期研究培训项目（Eugenical News，1923），接受优生学的专业训练，并蒙受达文波特亲授（潘光旦，2010：68）。一年后，潘光旦经选举成为美国优生学研究会的会员（Eugenical News，1924a）。 由于民国时期专业的优生学研究机构始终没有建立，潘光旦于1926年回国后一直供职于社会学界，他借此获得了一个研究和宣传优生思想的平台。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颁布了大学课程体系，其中社会学系的选修课程包括3学分的优生学，说明优生学被当时的社会学界看作一个学科分支（孙本文，2011：237-238）。 为了实现“优生救国”的理想，潘光旦大力向国内读者普及优生学说。从1928年到1946年，他一共编辑了七辑优生学文章，包括三辑遗失的文稿（韩明谟，2005：263-264）。在民国年间中国学者署名的23本优生学著作中，有9本为潘光旦撰写或编著（蒋功成，2014：83-84）。为推动优生运动，他还创办了专业期刊《优生月刊》，在《华年》杂志上推出《优生副刊》，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仅有的两份优生刊物（蒋功成，201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