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多么有缺陷，田野笔记（的价值）并非短暂、无常的（只是某一个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在特定时空为特定目的而创造的文本），它是关于人如何试图理解他人行为的记载。有一天——（哪怕它）霉迹斑驳——田野笔记必须成为公共记录的一部分。如此，我们人类幸存也好，或是由后核时代某种注定有好奇心的物种承继也罢，田野笔记仍旧可以照其本质而被重新审视：人与人相互交流的微弱尝试。——武雅士（M.Wolf，1990：354） 一、引言：“武氏档案”的前世今生 1958年8月，还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的武雅士（Arthur Wolf）来到台北盆地一个被称为下溪洲的说闽南语的汉人村庄，开展了长达两年半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帮助他收集整理田野笔记的除了妻子卢蕙馨（Margery Wolf），还有三位汉人研究助理。作为最早开展汉学人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之一，武雅士第一次台湾之旅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为他在亲属制度、婚姻、宗教、生物与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学术贡献奠定了基础。卢蕙馨也因此转向人类学，她基于这次田野之旅而写作的民族志成为汉学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等领域的经典作品。对于大多数中国和海外人类学读者而言，武雅士和卢蕙馨的许多著作已耳熟能详，然而他们第一次田野调查的研究目的、对象和资料恐怕鲜为人知：武氏的博士论文旨在将20世纪50年代心理人类学里程碑式的“六文化研究”拓展到中国汉人社区，研究儿童与育儿。该研究结合人类学和心理学方法，遵照系统严谨的田野调查程序，采集了包括行为观察、结构式访谈、校园问卷、心理测试、村落人口资料等在内的丰富多样的信息，整理出了几千页的田野笔记。 武氏夫妇的下溪洲田野调查是欧美学界第一个聚焦汉人儿童生活世界的人类学研究，在学科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这批田野资料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难以系统整理分析，再加上武雅士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童养媳和婚姻制度等新题目，研究重点由此转移。1960年田野调查结束后这批资料便长期搁置，这段研究也尘封于历史。幸运的是，这批田野资料在治学严谨的武雅士前辈手中保存完好。我在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的介绍和武雅士遗孀葛希芝（Hill Gates）教授的支持下接手了这份独一无二的“武氏档案”，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和书写。在人类学历史上，重读经典民族志的尝试不少，而重新分析初始田野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民族志的机会则不多：不像重读已经发表的民族志，由于武雅士与卢蕙馨未曾有机会对当年的下溪洲儿童与育儿研究予以系统地发表，我的重新阐释则成为这项研究结果的首次亮相。因此，我这个研究项目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属性，既是通过前人田野笔记展开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探索——儿童发展与道德习得，也是对民族志建构和人类学知识生产本身的元思考。 何为田野？何谓田野笔记？人类学田野归根结底就是人与人互主观（intersubjective）的经验过程，而田野笔记，正如卢蕙馨所言，即“人与人相互交流的微弱尝试”（M.Wolf，1990：354）。20世纪90代武雅士曾重访下溪洲，当年的村庄已经成为城市社区，当年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儿童。他询问这些成年人是否记得当年的研究，受访者谈笑间回忆道，他们记得“陈姐姐”（武雅士当年的研究助理）拿着小本本到处跟着他们跑（行为观察中做笔记）；记得研究者询问他们，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发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儿时发明的“嘀嘀嗒嗒”游戏，即模仿武雅士在老式打字机上拼命按手指的场景，这游戏就表示孩子们在“扮演人类学家”（play anthropologist）。卢蕙馨在她第一本民族志《林家》（The House of Lim）中也记录过类似细节：她和武雅士租住在林家（假名）的时候，林家年纪最小的男孩花了半小时在他们房间窗外用一堆杂物搭起台子，站在上面观察两位美国人究竟在作甚（M.Wolf，1968：96）。在60年前的田野，当人类学家研究儿童的时候，儿童也在研究人类学家。儿童如何与他人交往，如何建构意义，如何习得价值，是许多人类学家视而不见却对人类学意义深远的问题。 “我们都曾经是孩子”，整理“武氏档案”期间我时常想起《小王子》中的这句名言。一方面，我亲眼看到60年前用打字机敲出来、记录着200多名乡村儿童日常嬉闹情景的田野笔记，万分珍惜；另一方面，也为无法亲历当年田野而甚为遗憾。通过历史文本邂逅当年田野中各色人物之因缘际会、尝试与前辈人类学家交流、重新想象那个童年世界，我在前辈规范系统的田野之上构筑自己不同寻常的另类“田野”。过去四年，这些资料占据了我工作思考的重心，这趟“田野之旅”将当下与历史勾连，甚至模糊了生活与学术的边界：在翻阅下溪洲人童年故事的时候，我听见了自己孩子的声音，看到了自己成长的影子，甚至想象过我父母（同为50年代生人）的童年。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儿童发展的中国学者，我深信研究儿童认知发展对于理解社会、解码文化以及探索人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Xu，2017，2019；许晶，2021）。因此，我对经典田野资料的再阐释不仅是向前辈人类学家致敬，也旨在透过自己的视角、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在60年后的学科和历史语境下重新发现“儿童”，从儿童视角诠释“汉人家庭”，并从“儿童”出发，借这可遇不可求的重访经典之旅，探讨民族志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展望人类学的跨学科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