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真实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艺术社会学家试图追寻艺术的真实状况，而非虚假状况①。但是，究竟如何追寻艺术的真实？对此，他们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即大小模式和深浅模式。所谓大小模式，即大者为真实，小者相对不真实。换言之，越大越真实，越小越不真实。所谓深浅模式，即深者为真实，浅者相对虚幻。就此而言，所见为浅，所思为深；所见为幻，所思为实。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霍华德·贝克尔，后者的代表人物是皮埃尔·布迪厄。本文拟以这两位学者的艺术社会学思想为中心，展开初步探讨。 一、艺术社会学的大小模式 贝克尔认为，艺术是一项集体活动，在研究艺术时，应该将所有参与者都纳入视野，只有如此，才能掌握艺术的真实状况。仅仅采纳其中一类参与者的视角，就会造成失真。贝克尔对艺术的这种认识来自他对越轨的研究。在研究越轨时，他发现以往研究者只是关注越轨者的生理或心理特征，忽略了规则执行者和规则制定者的存在，从而导致对现实的重要忽略。贝克尔认为，只有关注这些角色，关注他们与越轨者之间的互动，才会对越轨这种社会现象有更真实的认识，即越轨不是个体的一种内在特质，而是一种人为的标签。在对艺术进行研究时，贝克尔延续了此种思路。以往的艺术研究往往只关注艺术家，特别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致力于揭示艺术家的天才和创造性。为了将所有参与者纳入其中，贝克尔进行了三方面的扩展。首先，他不只关注伟大的艺术家，也关注中规中矩的艺术家，还关注处于边缘的艺术家，由此揭示或反衬出艺术界运作的常态。贝克尔论述了四类艺术家，即中规中矩的专业人士、特立独行者、民间艺术家和天真艺术家。贝克尔对他们投以了同等分量的关注。他对美国缝被子的家庭妇女做了详尽论述，对以罗迪亚为代表的天真艺术家也不惜笔墨。在传统艺术界，这些艺术家都处于边缘位置，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他们。其次，他不只关注艺术家，而且关注给艺术家贴上标签的权威人士，由此将博物馆馆长、策展人、评论家、收藏家等各种角色纳入视野。他详尽讨论了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圈）理论，认为他们倾向于发挥美学功能，为杜尚的《泉》等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与标签理论非常一致。他认为艺术名声是一种社会建构，这些权威人士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他不只关注艺术界中的权威人士，而且关注那些默默无名的辅助人员，认为他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在《艺术界》的开篇就引述了小说家特罗洛普和他的仆人的故事，认为对小说家的创作而言，每天早上按时叫醒他的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三方面的扩展，贝克尔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更完整的艺术界图景。在这幅图景中，艺术创作是一项各种角色参与其中的集体活动，而不是艺术家的个体行为。贝克尔按照集体活动的进程详细论述了他们的作用。在艺术生产过程中，物料制造商和辅助人员会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在艺术分配过程中，赞助人和专门负责分配的中间人会影响艺术作品的社会接受度。此外，国家等角色也会以各种方式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影响作品的最终面貌。在此活动中，艺术家并非处于支配地位，而是与各种角色处于互动状态。他们有着共同利益，同时也有着各自的利益，由此，他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他们互动频繁，交织成一张紧密的合作网络，即艺术界。每个身处这张合作网络中的人都会受到该网络中其他人的影响，“一切都取决于其他一切”（Hennion，2016：87）。阿兰·佩森指出，贝克尔强调的是一种宽广的视野，而不是一种有深度的视野（Pessin，2017：67-69）。 贝克尔的艺术界理论与他所秉持的真实观念密切相关。贝克尔对真实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大小模式，即大者为真，小者相对不真。齐美尔指出，知识在人群中并非同等分配，人们看不到现实并不是因为幻觉，而是机制的安排使他们无法知道那些事实（Simmel，1950：307-376）。休斯说过：“我不会知道群体中某个成员不知道的事，但是，既然知道了这些成员所知道的所有事，我所知的就会比群体中任何成员都要多。”（转引自贝克尔，2017：117-118）休斯是贝克尔的导师，他持有的就是大小模式的真实观：甲知道事实A，乙知道事实B，作为社会学家，他通过与甲和乙的交流同时知道事实A和B，由此就比其他任何一人知道得更多。这意味着他更接近真实。在齐美尔和休斯的影响下，贝克尔指出，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积极地聆听各种声音，由此获得一种更真实的认识：“社会学家发现了这个人知道的，又发现了那个人知道的，因此，最终，他们可以汇集参与者的片面知识，铸就一种更为综合的理解。”（贝克尔，2014：350-351）在贝克尔看来，在一项集体活动中，任何一个人的看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将所有人的看法集中在一起，才会对该现象有一种整全的认识。因此，他致力于挖掘不同人物的不同观念，希望获得更全面的理解。就此而言，整体的真实要高于部分的真实。当然，这种整体性并非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综合认识后所获得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艺术界就像一张平面的网，编织得越大，也越接近真实。贝克尔就此还提出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机器窍门”，以便于不遗漏任何关键的情境要素②：“要求周全考虑与事件有关的所有人，是最基本的社会概念。应做而未做，将会严重曲解情境，甚至扭曲政策，永远无法达成预期结果。”（贝克尔，2017：45）在贝克尔看来，当我们对社会进行研究时，应该学习戏剧，将不同声音纳入其中，以避免将“很多重要的事情遗漏在分析之外”（Becker，2007：207-208）。换言之，贝克尔希望社会学家向戏剧家学习聆听不同声音的方式，只有如此，才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社会，才不会有疏误。因此，贝克尔宣称：“复杂性是我所追求的，概括性则不是。”（贝克尔，2014：14）可以说，贝克尔提供了一种对艺术生产网络的复杂性的理解。对贝克尔而言，复杂性就意味着真实性。 贝克尔大小模式的真实观来自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并不是一种结构或系统，而是一种行动过程。该理论力图将所有参与互动之人纳入视野，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认为正是这种互动过程塑造了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因此，贝克尔指出，在研究艺术时，他会首先列出对分析的事件或对象做出贡献的所有人，甚至包括到电影拍摄现场送饭的人。在接受阿兰·佩森的专访时，贝克尔为了说明这些貌似无关之人的关键性作用，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对于电影拍摄来说，包办伙食的人貌似不值一提，但如果没有他们，剧组就不能在片场或取景地吃饭，就会花费更多时间解决吃饭问题。这会导致制作成本增加，会对电影的最终形态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如果我们不关注为剧组提供伙食之人，可能就没法完整解释电影的最终美学形态。在贝克尔看来，艺术现象不是只包含艺术家这一个点，而是包含艺术家和其他各种参与者在内的一张网。从一个点到一张网，范围越来越大，距离真实也就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