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导生关系是博士生导师与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双向互动关系，对博士生教育质量有显著的影响，一直是博士生教育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近年来，国内个别博士阶段导生关系“事件”进一步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发酵及国内教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相关研究从关系异化、心理契约等理论视角对导生关系进行过探讨[1][2][3]，体现出一定的价值意涵和实践意义，但还存在进一步深入的空间。 相比之下，博士生教育在西方起步较早，国外对博士阶段导生关系的研究历时更长，内涵也更丰富，其研究所展现出的分析理路和知识图景可以为我国导生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重要的参考与镜鉴。本文通过梳理发现，国外关于博士阶段导生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条分析路径：微观视角下的学术互动研究、微观视角下的伦理关系研究以及社会实践理论视角下的学术互动与伦理关系研究。基于对三条不同研究路径的内在分析理路进行阐释，并勾勒博士阶段导生关系西方研究的知识图景，探讨这三条路径对展开中国博士阶段导生关系研究的启示与镜鉴。社会实践理论进路在深入探讨我国博士阶段导生关系相关问题方面尤为重要，但尚须结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学术劳动力市场现实变革进行细致入微的质性研究。 二、微观视角下的学术互动研究 博士之旅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学术社会化之旅，学术能力的发展和学术身份的建构是博士阶段的关键。微观视角下的学术互动研究关注如下问题：导师在博士生的学术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何种指导模式和人际关系有助于博士生社会化? 在博士生涯初期，博士生往往会体验到焦虑、不确定及孤独等情绪，这源于其在知识创新、融入学术共同体等方面遇到的困难[4][5]。如何帮助博士生适应真实的科研及与其他共同体成员互动合作是导师在指导中的重要任务。现有研究表明，适当的学术指导(结构)和支持性的导生关系(支持)有助于博士生社会化。 一些研究通过导师访谈概念化博士教育的目的[6]，但学术指导的过程是目前研究核心的关注点。学者一般通过质性或量化研究将导师在学术指导过程中的角色进行具体的类型化(理想化)处理，并概念化不同类型导师的指导方式。通过质性研究的自然探究法，Lechuga将导师的角色概括为“盟友”“师傅”以及“专业代表”：盟友采取支持性的态度与学生合作；师傅提供结构化的环境以便学生逐步学会独立工作；专业代表将专业的价值、原则、信念及责任传递给学生[7]。通过聚类分析，Gruzdev等学者区分了六类不同的导师：超级英雄、袖手旁观者、顾问、对话伙伴、中介、指导者。袖手旁观型导师的学生的满意度最低，取得学位的时间最长；超级英雄和指导型导师的学生满意度最高，取得学位的时间最短[8]。写作是博士阶段的重要工作，在大多数学科领域，博士生的知识创造往往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出来。因而，近年来，导师如何指导论文写作引起了研究者广泛的关注[9]。González 通过关注导师对博士生写作的理解或意义建构，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微观研究领域的视域，指出导师从“写作适当的学术论文”(工具性活动)、“促成认知活动”(认知性活动)以及“促进交流与社会化”(交流性活动)等三方面来建构博士生写作的意义，也有部分导师承认写作重要但目前受到了忽视。不同的意义建构伴随着导师对写作的不同指导策略[10]。 在学术指导之外，导师的个人特质及支持性的师生关系也在博士生的学术旅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Buirski对此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发现导师的同理性理解、对时间的从容、对多样性的开放和灵活的态度、尊重与信任等特质的共同作用将形成一个支持性的人际交往体系和心理环境，从而有助于博士生形成相对稳固的学术身份认同[11]。Taylor等学者也指出，导师对博士生充分的情感支持有助于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12]。 从研究对象而言，上述研究着眼于学术社会化过程中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个人互动，细腻地展现现实互动过程及主观意义建构。从研究方法而言，上述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主要使用的具体方法是自然探究法。自然探究法是民族志方法的一种，用于探讨自然背景下人的特定行为及惯习，因而对于分析微观环境中的导生互动较为适用。从研究结论而言，上述研究是去背景和去场域的，虽然部分研究会提及其所着眼的具体国家，但并不特别指明该国家的特殊性，因而，其研究结论一般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普适性，可为理解导生关系在博士生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提供一个总体性的参考框架。 三、微观视角下的伦理关系研究 博士阶段的导生关系不仅关乎学术，也关乎伦理。微观视角下的伦理关系研究回答如下问题：导师和博士生如何看待师生关系中的伦理问题?博士阶段的导生关系中存在何种伦理困境?
等学者通过一系列相关研究，探讨了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内导师和博士生对师生关系中伦理问题的不同理解，指出导师更为强调与“不伤害”相关的伦理问题，而学生则更为强调与“善行”“尽责”和“公正”相关的伦理问题；在相同的伦理原则中，他们强调的也是不同的侧面。例如，导师认为“公正”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多样化的学生，而学生则认为不同的支持意味着不平等[13][14]。Brodin从伦理意义来认识博士生完成导师的外部资助项目这一问题，从批判解释学的视角得出学生完成导师的项目意味着学生的主体性不能得到表达[15]。实际上，博士之旅不仅是学术社会化和学术身份形成的旅程，博士生也在其中塑造着自己的存在方式。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学术主体性的生成。Petersen将导师的指导界定为围绕着学术主体性生成的“范畴边界工作”，也就是说，学术主体性生成是关于“何为学术”的维持、挑战及重构的过程。维持意味着学术主体性的生成在于被特定话语共同体所接受；挑战及重构则是学术主体性也可能在生成过程中突破边界、重塑边界，但这一过程充满张力[16]。在现实中，维持的一面一般更为突出，学生往往被视为无知的、非理性的、未准备好的或不完整的他者，而导师则占据着“知者”的位置，学生需要“融入”特定的话语共同体而被认可为文化上可接受的主体[17]。学生主体性不能得到尊重或是师生互动中存在较为根本的伦理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