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的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亟须加快推进我国大学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省属大学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向未来，提升省属大学办学水平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加强学科建设，不断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和治理能力，是提升省属大学办学水平的有效路径。 我国大部分省属大学，由于建校时间相对较短，学科建设基础相对薄弱，改革发展的思想、路径有一定的局限性，学科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升省属大学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龙头，是大学水平的标志。杨振宁教授曾说，判断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看大学是否有若干学科达到世界一流学科水平。学科建设是诸多要素和环节的系统工程[1]，学科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利于发挥学科组织的效能。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逐渐深入，传统学科管理模式下学科建设行政化、学科竞争功利化、学术权力薄弱化等矛盾逐渐显现。学科治理成为提升大学学术生命力、重塑学术共同体、提高省属大学办学水平的价值期待。现代语境下“治理”意指一种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利益表达途径[2]。21世纪初，随着省属大学学科建设的进展逐渐暴露出管理模式的不适应问题。例如，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忽视学科建设规律、短期急于求成，等等。治理理论和思想开始引入到学科建设管理实践，探索应用治理模式提升学科建设效率。共同参与、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治理思想逐渐成为调节大学学科建设多元主体间的内部矛盾、促进学科发展的有效手段。当时，学科治理总体上还处在象征性治理阶段[3]，普遍存在重外在制度建设而轻内在制度建设[4]的现象。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学科治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将学科治理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权力矛盾、组织实施问题、利益冲突、文化缺失等客观因素。 第一，权力矛盾指在权力的渗透下学科建设管理过程引发了权力越位、缺位等治理失范现象[4]。省属大学普遍存在过于行政化的“制度同形”(即行政化)问题[5]，学科内在制度体现出一种刚性的行政管理逻辑[6]，学科治理完全被行政化的学院治理所遮蔽，严重挤压了学科自主治理的制度空间[7]。学科治理主体和结构过于“领导化”和单一化[8]，责权利不对等、决策机制不科学、行政权力主导[6]、学科治理组织虚化和“他化”[8]等问题突出。同时学术权力组织缺位[9]加剧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不均衡。学术管理方式高度行政化[10]，尤其持有学科领导权和学者双重身份者，利用学科内部生活的学术性和专业性过度干涉和安排学科事务，故意排除其他学科利益者(非学术人)的共同参与[8]，这显然与学科治理强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悖[11]。 第二，组织实施问题主要是由学科治理组织本身不成熟导致的。首先，学科治理能力严重不足[11]。决策低组织化，违背了学科治理要义与学术民主精神，对于学科团队普通成员积极性打击是致命性的[12]。其次，对行政化学科管理模式的依赖，在发展定位上经常忽视学科作为基层学术组织的根本秉性，即学术性、自组织性和结构松散性[13]。 第三，学科利益冲突主要是利益相关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做出的有损学科集体利益的行为。从维护自身地位的角度，学科治理组织在高度制度化的场域空间内变得狭隘、自私，对自己的学科进行专断管理、自我建设，深度挖掘该领域的“学科英雄”，以此来掌控学科话语权，获得社会地位与支持[2]。学科治理有时会触及私人利益，行政权力僭越还会引发学术资源配置中的矛盾，学科及学科组织往往沦为学科带头人的“私人领地”，学术的纯洁性消失殆尽[4]。除此之外，一些优势学科治理组织不愿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弱势学科、边缘学科)对话协作，学科内部形成一种“纯化”制度，维护学科门阀利益，导致学科间泾渭分明，人为制造学科离散和断裂[8]。从管理成本上考虑，学科建设利益相关者偏向眼前和局部利益，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绩效内容，尽量避免对不可量化的、价值层面的、长远的问题担责[11]。同时，新的治理制度重建过程中的不稳定性，高校等利益主体考虑到在学习新规则过程中的可能预期落空，都会阻碍学科管理模式创新[11]，增加学科建设成本。 第四，学科治理文化缺失是利益共同体缺少改革的责任感与认同感。学科治理文化中浮躁主义蔓延，导致学科建设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数字拼凑、包装炒作的“学术繁荣”现象比比皆是[8]，使得学科治理文化陷入“结晶化”的破碎窘境[2]。同时，不同学科之间由于认知鸿沟导致学者之间思维阻隔，学科文化和学科理念难以实现双向沟通和交融。究其原因，学科文化认同缺失是学科治理文化受阻的关键所在[4]。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政府高等教育投入机制和高校制度环境等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省属大学发展在政策支持、经费投入、人才引进、平台基础条件等保障方面与部属“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相比都还处于较为明显的弱势[14]。根据省属大学的专门研究，有学者认为地方高校学科治理效能偏低[15]，在学科组织管理上，存在学科决策组织化程度低、学科团队的边缘化、学科资源配置的个人化[12]。从学科组织文化上，地方高校学科建设问题体现在学科决策“非组织化”、学科团队“虚置化”、学科资源配置行政化以及学科文化生态庸俗化等方面[16]。同时，省属大学学科资源配置行政化色彩浓厚，尤其是在行政领导兼任学术带头人这一情形下，学科治理尤其是学科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几乎是必然的制度安排，产生的后果就是学科资源配置的畸形，产生的效果远低于预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