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仅意味着活着或生存，更在于通过认识自己来涵养人心、品鉴人性，彰显生命的独特个性与精神价值。学科作为大学组织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生命体，生长与发育也有其内在的生命节律与进化法则，需要在自生自发交往的生活世界中汲取营养，助力大学形成学科自治的生命格局。学科存在的价值在于为大学组织内学术共同体生命发展奠基，为其反思、内省以及自由成长注入活力，学科生长的过程就是生命不断积淀、否定和发展的过程。然而，技术宰制时代，教育封闭了通向灵魂的大门，学科建设失去了原初状态与应有的生命价值，离生命的原点越来越远。2022年QS全球教育集团发布《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国有87所大学的719个学科进入全球前500名，100个学科进入全球50强，但仅有4个学科位居全球前10。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我国虽然在学科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较多学科达到了国际水准，但“高峰”学科群尚未形成，学科间的卓越集群效应不突出，学科创造传世价值的效果不显著，学科发展的综合实力有待提升。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我国推进学科建设三十余年却在世界一流学科的综合评价中相对乏力?一流学科建设是不是仅仅通过扩充学科经费、增补师资队伍、制定精细的学科规划就能奏效?显然，一流学科绝不是这些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在充分考虑学科生命生长内在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内外部环境给予综合保障。 学科生命生长是一种拟人的学术表达，将学科比作生命体旨在凸显学科自组织运行与新陈代谢的特质，反映学科组织内部各要素间的复杂生态关系，而非单纯的工具性物化组织。学界对于“生命生长”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指向形而上层面意义建构的理论研究。相关学者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出发，强调教育为通往成人之路指明道路，[1]需要关切人的生命生长，教育能否真正切入并融于人的生命，首先取决于教育的内容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探索生命的奥秘在于实现人向往理性与自由的超越与生长。[2]还有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论及学科生长，从学科组织成长、系统结构与大学组织制度三个方面设计学科生态系统，论析世界一流学科的生成基质。[3]另一类为指向形而下层面的实践探索研究。相关学者将生命生长与劳动相结合，强调劳动之于生命的重要价值，其泛指一切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主体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持续性生成与增长的过程。唯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能促进职业学校学生生命生长的实践探索。[4]学者们从宏观理论建构以及微观实践等层面对“生命生长”展开了系列研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生命生长与教育机理的内在关系、运行保障、学科生命生长的生态学论析以及本体论寻根等核心问题还存在一定的盲区，有待深入探讨。 生态系统理论作为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属于整体性生态思维范畴，其主张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生态系统间的联动与协同影响着个体的发展，组织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本身以及群落生态组织间相互影响与制约，自组织生态系统间的多重要素在组织内部与外部会形成共在承认的交往共生体，进行着能量交换、信息传递以及生命延续。运用生态系统理论来探究一流学科生命生长具有现实价值：一方面，一流学科生命生长是个系统复杂的进化过程，不仅涉及学科内在系统，更需要在自组织的社会大生态网络系统中维系其活力，促进其在协同共生的环境中彰显其生命价值的真谛；另一方面，我国学科建设存在“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an)”式整齐划一的思维困境，缺少系统的方法论指导，生态系统理论可为复燃一流学科生长的生命之光、形塑学科生命体的多元交互关系提供新思路。 一、从要素叠加到系统生态：一流学科生命生长乏力的生态检视 整体性生态思维与部分要素结构思维是当下探究学科生命生长的两种思路。部分要素结构思维侧重于学科建设的某一方面或单一学科的重点建设，倡导局部跟进、重点建设；整体性生态思维试图从学科各要素生态环境及其生态因子对学科本身的作用和影响出发，重点关注学科系统内外的联动性与协调性。尽管部分要素结构思维能够迅速甄别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但这种思维通常会借助制度规约与权力运作来达到短时的“运动式治理”效果，忽视了学科自身的运行逻辑。从整体性生态思维的视角来看，我国一流学科建设在治理规划、投入产出以及竞争评价等方面存在单要素结构思维困境。 (一)过度的理性设计与行政规划扰乱了学科生命生长的自由空间 在启蒙开启现代性社会繁荣时代的同时，现代性又陷入了另一个危机之中，将现代性社会中的人和物推向了断崖，人与人之间缺少了相互交流与信任，理性被割裂为工具理性，更强调整齐划一性与可控性的要素叠加与组合，科层制自然而然成了时下最有效的规制体制。大学由国家设立并给予经费等支持的这一事实使得国家为大学发展设计出一套周密细致的管理制度与评价考核体系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 在这种单要素的行政规划下，政府对学科建设、学科评估标准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划与行政指导，并通过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的方式再次确认了政府“规划”学科建设的必要性。表面上看，越清晰明了、越精准计算的政策规划与行政指令，越能够彰显政府对大学学科发展的重视程度，越能更好地促进大学学科建设。但事实上，倘若超越了一定限度，这些政策是否真正关照了学科自身的发展属性与生长特性，是否能真正从学科(群)运行的内生规律出发，还有待于商榷。一旦这些政策中掺杂了过度的强制性色彩，势必会限制学科生命体的生长自由，割裂了学科自身成长与外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