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波云诡谲，意识形态夹逼产业技术发展逆全球化、地区冲突高筑科技创新地缘壁垒，致使全球技术创新合作割裂趋势加剧，我国企业参与全球技术创新合作的外部承压趋增，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突显。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1]35。实践也反复告诉我们，只有矢志不渝地开展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才能牢牢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技术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重塑，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千帆竞舟，百舸争流，唯有不断创新方能始终占据上游，方能使我们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屹立世界民族之巅。 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了科技、人才与创新在实现科技强国、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中的作用地位，明确了“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33。“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2]。举国体制优势使我们在面对重大困难时能够更有效地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并通过持续的机制优化促进我国科技创新生态体系的不断完善。高效且强力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效统筹统配、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地方政府能够及时、精准地推行中央政府的各项计划与政策，并拥有一定的细化政策与配套措施权力，有助于结合地区特色与目标，从地区需求层面丰富创新生态。两者分别通过主导国家重大战略“卡脖子”共性技术问题和地区一般“卡脖子”技术问题的破解，形成两个层面的“卡脖子”技术创新生态体系，两级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生态体系间的主体又能够跨层级融合、流通各类要素，极大地提升了破解“卡脖子”技术问题的能力与效率。因此，“中央—地方”政府联动机制在构建“卡脖子”技术的全面创新生态体体系、破解当前与未来可能“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融通创新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与策源地作用，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政产学研的深层次融合，实现资源融合互补、知识协同共享与价值共创的实现[3]，进而促进大企业创新转型和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融通创新也正是我国举国体制优势的体现，只有当政府具有高效协调与统筹能力和央地两级政府具有灵活动态的联动能力时，才能充分发挥融通创新优势，助力我国破解当前“卡脖子”技术问题，并形成未来前沿技术优势，使我国产业发展永立前沿地位。融通视角下构建央地联动创新生态体系与长效机制的研究，为共破“卡脖子”技术、指导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实践与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卡脖子”技术问题内涵、分析与破解思路 (一)“卡脖子”技术内涵 “卡脖子”原意指重要事情在关键时刻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停滞，常指某项工作在推进中由于某个环节发生问题而影响整个工作的开展。“卡脖子”在技术领域被广泛提及，一般始于2018年美国政府对中兴公司芯片的断供禁令。“卡脖子”技术是指产业链中最核心关键的技术或零部件，没有它则无法开展生产或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4-5] 对于“卡脖子”技术的分类，可以从国家战略、产业发展与企业生存等维度划分为两类：战略性“卡脖子”技术和一般性“卡脖子”技术两类。战略性“卡脖子”技术问题是指关乎国家战略、产业存亡发展和影响其他产业安全的，同时技术难度极大的一类技术，如在芯片制造、光刻机、工业软件与系统等领域存在的“卡脖子”技术。一般性“卡脖子”技术是指由于专利限制、研发成本或技术先进性问题等，某些产品或企业的核心产品、生产技术被国外所掌握的一类技术，这类技术常见于医药、家用电器、精密机械与仪器等领域。[6-8] (二)“卡脖子”技术问题分析 “卡脖子”技术问题的形成是全球化分工的衍生问题，劳动密集型产品与部件生产环节向劳动价格与资源要素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技术与创新密集型环节更多地在发达国家集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凭借要素比较优势深度融入全球生产大分工体系中，致使一些产业较容易被西方国家从上游技术卡脖子。[8-9]虽然经过多年追赶，我国的科技力量与创新能力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一些行业甚至取得了技术优势地位，如新一代通信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也涌现了一批敢于与国际巨头叫板的高技术企业，如华为、大疆与海康威视等，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技术领先优势。但正视差距，我国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等方面与欧美日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存在一些“卡脖子”技术问题。 对于如何破解“卡脖子”问题，多个中央文件都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一方面应在重大战略性的“卡脖子”技术破解需求方面，发挥中央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构筑大企业为主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机制[10]。另一方面，聚焦一般性“卡脖子”技术问题，发挥地方政府协调优势，推动地方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与策源地作用，形成地区层面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体系。同时，也应通过强化央地两层级融通创新主体的嵌套与互动关系，最终形成融通视角下央地两级政府联动的“卡脖子”技术破解机制，并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前瞻性、战略性技术领域下好“先手棋”，构筑破解“卡脖子”技术问题的长效机制[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