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23)02-0142-11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以其还原历史的手法和生动叙事抓住了无数观众的心，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长安也成为高频词汇。“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无论长安给剧中人物带来的是苦乐还是悲喜，他们都对长安情有独钟。翻检《全唐诗》发现，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唐代诗人的笔下。今存长安诗歌2000余首，由422位诗人写就，188位诗人的诗作中均有长安字眼，占比44.5%。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中提到的唐代诗歌史上有所建树的49位诗人都曾到过长安，并写下了与长安有关的诗句。由此可见，长安在唐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和国际化的时代”[1](P.145)，“早在隋代就已奠基的长安城，无论在城市规模还是繁荣程度上都堪比拜占庭”[2](P.143)。长安，实际上可以被定义成一个“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3](P.20)。本文从物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三个层面对李商隐、杜牧的长安诗歌进行解读，讨论长安这座“记忆之城”如何成为唐代诗人的“记忆之场”，从而探求唐代长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价值。 一、“小李杜”的樊川牵绊——长安“记忆之场”的物质性意义 “地理学上的城市，是指地处交通方便环境的，覆盖有一定面积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结合体。”①长安作为一国之都，其都城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实在化的物质场所。《管子·度地》有言：“内为之城，城外为之廓。”[4](P.317)唐代的长安城人口密集、交通便捷、屋舍林立，是物质的、实在的场所。“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5]虽然研究唐诗者鲜有不知清人刘熙载对晚唐“小李杜”诗歌的这 一评论，但很少有人关注“杜樊川”“李樊南”与樊川的牵绊。 樊川位于长安城南，杜牧晚号“樊川居士”，别集名为《樊川集》。就地理位置而言，樊南指樊川南部，李商隐号“樊南生”，别集名为《樊南集》。就个体存在而言，名号中有地缘，显然与此地有情感牵绊，通常多是故园忆念的方式。就士人身份而言，生前裁汰文字编选别集的“小李杜”将身后的名山事业与地缘相连，表达的当然是对此地依依不舍的情愫。就长安来说，杜牧是本地人，李商隐是外省人。杜牧是“城南韦杜，去天五尺”的杜氏传人，城内城外杜家产业众多，樊川之所只是别业而已。李商隐作为外省人，长安不易居，相较于城内，城郊樊南是他能追望长安的最近所在。 德宗贞元十年(803)春，白居易、元稹等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白同授秘书省校书郎。五月，吐蕃遣使入朝(802年，吐蕃大相论莽热率兵十万攻维州，西川节度使韦皋大败之)。在唐代的诗歌史和政治史上都值得记忆的这一年，杜牧出生于长安。八年后，宪宗元和六年(811)二月，长安、洛阳等地大雪，韩愈、白居易、卢仝皆有诗记之。此年，李商隐出生于河南获嘉县。宪宗元和七年(812)，长安人杜牧和外省人李商隐的家里都发生了一些大事，而唐诗史和政治史上的这一年也有值得记忆的事件发生。六月，岐国公杜佑致仕。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其军奉其幼子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十月，魏博军拥都知兵马使田兴为留后。田兴上表朝廷，表忠心，诏下，即以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十一月，杜佑卒于长安杜宅，享年78岁。十二月，唐朝宗室大郑王(李亮)房的李贺门荫入仕，授奉礼郎，去往长安。这一年杜牧10岁，史载杜佑“性勤而无倦，虽位及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6](P.2500)，杜佑对杜牧的影响极大。开成四年(839)，37岁的杜牧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回忆祖父在世时的美好光景，“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所谓“家集二百编”，便指杜佑所撰《通典》。也就在这一年(812)，两岁的李商隐家里也发生了一些令人悲伤的事情，本年末，裴氏仲姊病故。李商隐回忆说，“此际兄弟，尚皆乳抱，空惊啼于不见，未识会于沉冤”，“兄弟空哭于归魂”。[7](P.814) 宪宗元和九年(814)秋，李贺离开长安，客游潞州。十月，朝廷以严绶为申、光、蔡招讨使督诸道兵征讨吴元济。十一月，令狐楚由职方员外郎知制诰为翰林学士。这些事件表面上与杜牧、李商隐并无交集，然而，日后他俩都与这些人、这些事产生了纠葛。《旧唐书·杜牧传》云：“牧从兄悰隆盛于时，牧居下位，心常不乐。”[6](P.2500)杜悰以门荫入官，又选配公主，仕途很是亨通，一直做到宰相，乾符元年(874)卒，享年80岁。家族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较之堂兄，自恃才高的杜牧仕途困踬不前，他因此“不乐”。814年外省人李商隐4岁，九月，李商隐父李嗣获嘉县令期满，应浙东观察使孙简辟任，约于年底到了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自此李商隐开始了“淛水东西，半纪漂泊”[7](P.841)的从幕生涯。 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唐宪宗为宦官陈弘志等所杀，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此年，杜牧18岁，杜牧的父亲杜从郁于前几年去世。至元和末，杜牧兄弟的生活已非常窘迫。如其所述：“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而已。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竖，恋恋悯叹，挈百卷书，随而养之，奔走困苦，无所容归，死延福寺庙，支拄欹坏而处之。长兄以驴游丐于亲旧，某与弟顗食野蒿藿，夜无寒烛，默念所记者凡三周岁。”[8](P.244)就在这一年，李嗣卒于浙西观察使幕任上，10岁的李商隐和家人一道护送着李嗣灵柩戚戚惶惶地踏上了返回故乡郑州之路。所谓“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躬奉板舆，以引丹旐。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袝故丘，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7](P.814)。
